葛兆光先生小楼非常喜欢辛弃疾写爱情的一首词《青玉案·元夕》：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背景分析通常有两种，一是宏大的背景分析，如时代、思想、地域、民族、阶级等。就算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确实有所隐喻，但一想到词中苦苦寻觅的情人竟是指政治知音，原词中那中悱恻动人的爱情感受顿时被破坏殆尽。
说明：本文为葛兆光先生著作《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第一章《背景与意义——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一个传统方法的反省》阅读笔记,笔记中加引号的内容引出自书中原话。
葛兆光先生
小楼非常喜欢辛弃疾写爱情的一首词《青玉案·元夕》：
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楼在读这首词时，一直把它当成一首经典的爱情词来欣赏，不过，有分析认为，这首词写于辛弃疾刚从北方奔南宋之时，当时，南宋强敌压境，国势日衰，然而南宋统治者却偏安江左，沉迷享乐，不思进取，意思收复失地的辛弃疾不得重用，这首词写的就是词人政治失意后，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词中寻找情人也变成了词人寻找政治知音。
于是，一首动人的爱情词就变成了“含意深刻”的政治讽喻诗。
辛弃疾画像
并不是政治讽喻诗不好，但是一道清甜可口的菜式突然加进麻辣，变成了四川火锅，口味反差之大，让人难以品味。
这里就反应出了一个问题，欣赏古诗词时，写作背景真的决定了诗歌的意义吗？
在传统的诗歌批评中，“‘背景’成了一个既定思路，几乎每一个批评家都对它司空见惯，在评论诗歌时毫不犹豫地信手拈用，但很少有人对它似乎天经地义的权力提出质疑，问问它凭什么充当理解诗歌意义的基础。”
一、“背景分析”真的是一把万能钥匙吗？背景分析通常有两种，一是宏大的背景分析，如时代、思想、地域、民族、阶级等。我们经常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说是时代的背景分析。但是这种分析通常只是给诗歌加上大而无当的诠释前提，当它直接参与诗人或诗歌的诠释时，它那种大而无当常常会泯灭诗人或诗歌的个性特征。
二是精细的背景分析，比如诗人的人生境遇，创作诗歌时的具体情境。
显然，“背景对于诗歌意义的阐释是必要的，尤其是精细而准确的背景”，但它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二、背景批评的难题与困境首先，诗歌的写作背景并不都能考评清楚。
精细而准确的写作背景虽然对理解诗歌的意义很帮助，但古代有很多诗人生平记载不详，诗歌写作的时间跟地点更是难以考证。
其次，精细的背景也不能限定诗歌的意义。
“背景是批评家视野里重构的历史，是按照批评家的理解分析对一系列事件材料的排列组合与解释，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属于历史的那些事件早已逝去，属于历史的诗人也早已死亡，时间带走了他们复杂的精神和微妙的心灵，留给批评家的只有诗歌本文和相关的一系列‘历史叙述’。”
“把诗人复杂的写作心理简化为背景到意义的机械过程，把诗广泛的表现领域缩小为政治或时事的专门栏目，这是对诗人与诗歌’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还是画地为牢对他们的贬抑？”
就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我们能大致确定写首词的写作时间跟地点，也知道此时辛弃疾抑郁不得志的心情，但辛弃疾这一时期就只能写表达他抑郁不得志心情的诗词吗？他就不能写写风花雪月的爱情吗？这首词与他的政治抱负的关系牵强至极，相反，词中爱情的细节与感受却无比清晰。
“诗人正属于最复杂多变的那一类心灵，诗歌正拥有最微妙难测的那一类情感，把‘背景’之因与‘意义’之果硬叠合在一起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再次，即使背景批评准确，也常常破坏诗歌本来要给人带来的艺术美感享受。
“诗歌本来是要给人们以艺术美感享受的，而这种精确到有些残酷的背景批评却常常破坏这种乐趣。”就算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确实有所隐喻，但一想到词中苦苦寻觅的情人竟是指政治知音，原词中那中悱恻动人的爱情感受顿时被破坏殆尽。
三、批评的传统：以历史的背景曲解诗歌的意义在中国的古典诗词里，许多词语确实有特定的政治隐喻，比如，从屈原开始，就常用香草来隐喻诗人高洁的品格，用美人来隐喻诗人的理想或君王，张九龄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就是运用了这样的隐喻，古诗词中还常用夫妻男女关系来隐喻君臣关系，因为存在这些诗歌词语的习惯性联想，当诗人一使用到这些词语时，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它们的本义，把它们一概视为“背景”的讽喻。
比如韦应物的《滁洲西涧》：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在小楼看来，这就是一首写大自然变化之美的诗，但宋人谢枋得说：”幽草、黄鹂比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再看看此时韦应物在当一个滁洲刺史的小官，正是不得其位，不得其用，于是附会一下，这首诗又变成了一首政治讽喻诗了。
清人沈德潜说：“此辈难以言诗。”说得解气。
四、诗歌是自给自足的文学文本还是依赖背景支撑的历史文本？1、诗歌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
诗歌文本“是由诗歌的特殊语言构成的传情达意的艺术品，尽管语言的‘指涉性’使文本‘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背景历史却只 ‘其他文本’之一，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历久弥新、传诵不绝的抒情诗歌，它并不是传达某一历史事件，某一时代风尚，而只是传递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像自由，像生存，像自然，像爱情等等， 一旦背景羼入，它共通的情感被个人的情感所替代，反而破坏了意义理解的可能。“
2、诗歌合作虽然受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但这种影响经过诗人个人特质的扭曲，并受到具体创作时极微妙的心境变形，才在文本中留下极其含糊的“印迹”。
“把‘背景’看成是一种必然性规定性的‘势力’或‘靠山’，至少犯了两种毛病，一是把复杂的诗歌活动简化为一种‘刺激-反应’模式，仿佛把活生生的诗人当成牵线木偶，把一出灵动万变的人生大舞台看成了死样呆气的牵线傀儡戏；二是把文学降格为历史学的附庸而根本忽略了文学的个性存在，只有历史赋予的意义，而没有语言技巧与审美经验赋予的意义。”
3、背景只是诗歌意义的诠释手段之一，并不能决定诗歌的意义。
小楼总结欣赏诗歌时，背景分析只是我们理解诗义时辅助的工具之一，而且有背景分析有着诸多局限，诗歌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本，欣赏诗最重要的感受诗歌带来的美学享受，我们不能用背景分析来限定诗歌的意义，从而破坏诗歌的艺术美感。
笔记整理：谢小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