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青春（十二）》，主要记述父亲刘乃晏在抗战期间，边打仗边学习，他参加了一系列军政训练，并利用打仗的间隙学习文化，由一个不识字的文盲战士，成长为八路军的一名基层政工干部。父亲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信念、意志顽强的革命军人。根据山东纵队的指示，山东各部队进行了二至五期四次整军。
《战火中的青春（十二）》，主要记述父亲刘乃晏在抗战期间，边打仗边学习，他参加了一系列军政训练，并利用打仗的间隙学习文化，由一个不识字的文盲战士，成长为八路军的一名基层政工干部。我边整理材料边在想，父亲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坚持边打仗边学习，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坚定的信念，是很难完成学习训练任务的。父亲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信念、意志顽强的革命军人。
刘乃晏
60、入伍前没上过一天学
据父亲回忆：“我老家山东沂南县双垢镇东梭村的地主，把我家靠近地主的那块地给强占了一块。我祖父为争回这块地，和地主打了官司，请人写状子、打官司花了不少钱，结果官司没有打赢。那时候衙门向着地主，穷人有理也打不赢。穷人没有文化，更容易遭受苦难和欺压。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读书的念头，我羡慕读书人。我家隔壁我的一位堂叔，比我小一岁，他经常手拿着书本读出声来，有时候我站在他跟前，只见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一个也看不懂，我想，我要是也能念书读书多好啊。我的一位远房叔叔比我大几岁，冬闲时，村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请他说书，有时候我也在旁边听听，经常在想识字的人多好啊。
我们村西门外有个私塾学堂，里边有十几个学生，在大门口就可以听到里边的读书声，我路过那里，常常站在门口听， 向里边瞭望，但那个老师很蛮横，常常厉声喊道：“快滚。”
有一次，我把我想读书的念头和父亲讲了，他为难地说：“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交学费。”我理解父亲，我家不仅没钱交学费，而且父亲身体不好， 妹妹需要我照看，我还要帮助父亲干点农活。
1938年，我们家乡废除了私塾，在我们村西北一里处，有一座庙宇。庙里有土地，还有一片柏树林。国民党政府派人来把树卖了，盖起了几间房子，成立了“洋学堂”，当时群众都这样称呼。到这里上学花钱要比私塾少，但村里有不少人不敢去读，说是读完书就被抓走去当兵。
1939年春天，学校招生，父亲要我去报名读书，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我先是去打扫卫生，刷洗板凳。三天后，学校一位老师宣布放学回家，过了清明节开学。
过了些日子，没有开学的消息，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后来听说他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就这样，我连书本没有见到，学也没上成。后来日本鬼子来“扫荡”，学校就闲起来了。
家境的贫困，日寇的入侵，使我没有能实现读书的愿望，从小一天学没有上过。
我七八岁起就参加劳动，到我参军时，我已是大半个劳力了，但我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61、教导员教我学字
父亲学习文化，练习写字读字，第一个启蒙老师是他的教导员李怀德。
父亲回忆：“1940年冬天，我们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营部驻费县汪家西曹家庄，我在营部是李怀德教导员的公务员。
有一天，营部的人全部都去会操，只留我一个人在营部看门。房东邻居家比我大一岁的小伙子来找我玩。他要进营部办公的房子，我不让他进，劝他就在院子里玩玩。他看见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就大起胆子来，非要进去不可，我拉住他不让他进去。他问我你会下棋吗?我说会，我们就在院子里划好棋盘，下起棋来。较量的结果证明，我们俩的棋艺相当，可他不服气，非要赢我两盘不可，又下了几盘，他没赢，还要下，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教导员进了院子，他一喊，我们就住手了，那小伙子跑了，李教导员把我叫进屋，问明了情况，批评我不该和人家下棋，应该利用空闲学点东西。教导员从本子上撕下一小块纸，写了“我是八路军”五个字。我说，我认识这几个字，我们带的符号上就有，教导员又写了“抗战到底”四个字，我觉得学这四个字不难，墙上的标语还有许多地方都有。教导员说明天下午还要教我认字，并要求我会写能认。我胆怯地答应下来，但觉得没有把握，我想只要努力，到明天一定要对这四个字能写会认。
我对李教导员是很敬重的，同时也有几分畏惧感，他交办的事，我都是认真执行的。
我手拿着纸片，看着那上边的字，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一遍又一遍边看纸片边比划，默默地想，写了，抹平，再写，再抹平再写，反复多次。
第二天饭后，教导员考试我，果然及格了。教导员又写了“驱逐日寇”四个字，让我学。从此，我只要有时间就在地上比划着写。复习过去的，学习当天的，写一遍之后，抹平再写。有时也请路过的人看看写得对不对。李教导员虽然不是每天给我写生字，有时忙起来就顾不上了，但经常写上几个字让我认。通常一次写一天学的生字（3到15个字），有时候按照一句话的字数，一次写两天学的生字，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够我学两天的。
有一次，李教导员对我讲：“打走了日本鬼子，还要建设新中国，光会用刀枪勇敢杀敌还不够，还要学习各种知识，懂得道理。要懂这些，必须会认字，还要会写字，能读书看报才行。”我记住了教导员的话，鞭策自己努力学习。”
父亲在战争年代坚持自学文化，由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青年，成长为军级领导干部。父亲对我说过，他为部队作报告，讲课等，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备课，不用秘书代劳。
他从军几十年，特别是战争年代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战斗故事，他先后在《光荣的成长》、《前哨》、《解放军报》等刊物上， 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成为部队传统教育的教材。他离休以后，留下数十万字的手稿。
62、拜战友为师学文化
父亲一直要求到连队，在战火中摔打自己，后来他到1营2连，在连队边战斗边学习。父亲记述：学认字以后，我觉得认字并不难。对学好生字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信心，学得很积极。但同时也觉着，一天只认几个字，一本书，一张报纸那么多的字，学到什么时候才能读书看报啊。
我向周围教我识字的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书上、报上的字有不少是重复的，认识几千个字以后，就可以读书看报了。一天学几个，认识几个字也用不了几年。他们这么一说，让我看到了希望。从此，我学习的积极性更加自觉了。
有时候我看见识字的战友有空，就请战友给写几个生字学学，有的写出之后，其中我认识几个，请人再给另写，有的人就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哪个字不认识啊。”
后来，我就从报纸上、书本上选择笔划比较少的不认识字，比着抄下来，再请教人。但苦于无纸笔，老是借别人的笔很不方便，况且当时有笔的战友是很少的，我就把书报上要学的字比着写在地上，等识字的战友从此路过时，请教人家。
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要是有支笔该多好啊。当见到有人用自来水笔写字时，我常常是聚精会神地看人家的笔是什么样的，怎么个写法。”
63、在连队学文化
1941年党中央下达了整军的命令，全军共进行了五期。根据山东纵队的指示，山东各部队进行了二至五期四次整军。
父亲回忆：“从五期整军开始，连队有了专门学文化的时间，也有专人教学。那时候上文化课是露天的，听课的人每人拿一根小木棍，照着教员写的字在地上划。回到班里主要是在沙盘上写，有的就不用木棍而是用手指头写。这个字写了抹掉，再写那个字。我们就是在这个用不完的“纸上”写了抹，抹了再写。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五百多个生字，能认会写，我成了我们营唯一的一个获得一支自来水笔的受奖者。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高兴极了。从此我还学会了自己制作墨水，可惜，当时没有纸，那支笔质量也很差，不能发挥其作用。
到1941年底，我能认识不少生字了，拿着报纸，翻开一本书，都可以认识一些了。
对文化学习，我认真地坚持，取得了成就，使我不断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64、背着石头行军
父亲为了学习文化，有一段背着学习的石头行军的故事。父亲回忆：“敌人“扫荡”开始以后，部队有组织的文化学习中断了，我们连唯一的一个高小生战士，文化学习中，由他教我们认字，但他面对日军“扫荡”害怕了，乘机逃跑了。
在行军打仗中，只要有空，我的学习仍然继续进行。在频繁地行军、作战间隙，只要有时间我就学习，只要遇着有文化的战友我就请教。
有一次，我们去放哨路过一个坟地，我用小石头把石碑上的不认识的几个字抄在一块比较平的石头上，以便请教人。放哨回来，我们又要行军了，可我抄的字还没来得及请教人，只好把石头塞进背包里。行军途中被朱副连长发现了。他问我：“小刘，背着石头行军啊？”他问，我说：“上边有几个生字还没学，不会读。”他遗憾地说：“我也不识字，不能教你”。
我们行军走了一会，朱副连长把张连长请过来，把石头上的字给我写在纸上，张连长告诉我那几个字怎么念，说以后再有不认识的字就随时找他，不要再背着石头行军了。”
65、树立信心，不断学习
因为我学习认字，就喜欢收集纸张，只要见到可以写几个字的纸，就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要是能弄到大一点，没有字的纸，我就把我学过的字写在上边，当作课本经常拿出来看看。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山坡，那里地上散乱着很多烧纸，有的只写了一面，另一面可以写字，有的字很大，纸上间隙还可以写字，有的是撕烧的书本，但边上还可以写字，我就把它一一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收到这么多的纸，我非常高兴。
下午，被班长闻士清同志发现。他说：“副班长，全班的挎包就你的特殊，人家的挎包里装的是咸菜头、煎饼卷，就你的挎包里装了些没用的烧纸边，鼓鼓囊囊的，挂在这里也不整齐。”他边说边把我的挎包从墙上拿下来扔给我，说：“清理清理吧。”惹得全班同志哈哈大笑。我做了简单清理后，他举起枪，说：“打鬼子还得靠这个，钢笔尖打不死日本鬼子！”我俩平时关系很好，但这个玩笑的确弄得我很尴尬。我只说了一句：“你这家伙。”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班长，作战勇敢，和敌人拼过刺刀，负过几次伤 ，军容风纪是全营的标兵，他为人正直，在连队很受尊敬，但不爱学习文化。后来他也有一支自来水笔，可从不灌水，只是用一根全铝链子一头拴在笔帽上，另一头系在衣服扣眼里，走路来链子在胸前摆来摆去的。
我们班的同志都和我一样，出身贫苦，都没读过书，认字也不多，由于我爱学习，所以让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我除了自己学习文化外，还要组织班里同志学习文化，主要是督促检查班里文化学习，其次是把我刚学会的生字再教给他们。
经过一段学习，我有请人给我写生字，逐步过渡到从报上、书上比着抄写不认识的生字，再去请教别人，而后照着写，只到能认会写为止。
再经过一段努力，我拿起报纸翻开一页，总能认识其中的一些字，凑巧了还能连着读几句。
于是，我觉得通过一个生字一个生字的学习，只要努力再学几年，是可以达到看书看报的目的了。只要信心足了，学习的劲头就更大了。
66、在军事教导队学习
父亲说：“1942年6月，我奉命去鲁中军区军事教导队学习。主要是学习班排攻防战术、爆破技术和队列动作。政治课的比例很小，学期40天，学员是班、排长。全队200余人，队长胡古月、指导员邓克昌（红军、70年代在云南楚雄军分区任政委）、副指导员袁俊峰（曾任山东济宁军分区副政委）。
教导队生活非常紧张，艰苦，纪律严格。我们始终是早晨5点钟起床，饭后上课，11点半回到宿舍午休。下午2点开始操课，晚上8点半回到宿舍。只要是天气允许，早晚饭都是在操场、演习场上吃。
教导队伙食以带皮的䅟子煎饼为主食，那东西吃到嘴里涮涮响，很难下咽，而且大便特别困难。但因体力活动多，特别是战术学习，体力消耗很大，肚子饿得很，不管吃什么，只要能填满肚子就行。菜以辣椒、南瓜、白菜为主，而且数量很少，早饭只有一点咸菜。
除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外，教导队还有许多具体规定。如每次开饭限在5分钟内，哨子响了才能开始吃，停止的哨音一响，吃不完的煎饼由班里的值日员收起来，下次再吃，哨响后谁要多吃一口，就要受处罚。队前点名、罚站、班务会上作检讨等。经常有人被队前点名批评，我在幸免之内。
艰苦、紧张和严格的教导队生活，对大家也是个很大地锻炼和提高，我就觉得很有收获，特别是攻防战术知识。
67、石司令员请我吃饭
在教导队学习期间，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石潇江请父亲吃了一次饭。
父亲回忆：“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听到一声“报告，首长请刘乃晏同志去司令部。”驻在鲁家庄的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石潇江（原我们支队司令）的警卫员向正在讲课的邓指导员报告说。邓指导员对我说：“刘乃晏。”我说:“到。”邓指导员说:“你去吧。”“是”我答应后即随警卫员去了。
我问司令员警卫员：“首长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首长警卫员说:“我前天见到你能不跟司令员说吗？”当年，石司令员在我们家住过一阵。1941年石司令员去2营问起我，我才知道石司令员是我们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司令。
进院以后，我在门外向石司令员报告，他走出屋来让我快进屋，他示意我坐下后，首先问我父亲怎么样？问了问村里的情况，继而问了我的情况以及在敌占区活动的有关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之后，他问我在教导队学习和教导队有关的情况，我汇报以后，他对我进行鼓励，讲了当前形势，尤其是怎样看待目前的困难，我感到很受教育，我表示了不怕艰苦、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决心之后，觉得快到午饭的时候了，于是我请求回队，司令员执意要留我吃饭，我只好从命。
不一会，警卫员说：“开饭了。”石司令员吩咐警卫员多打饭，菜是一荤一素，小米稀饭，十六两一斤，一两重一个的馒头打来二十几个即一斤有余。首长吃了两个馒头，一小碗稀饭，说吃饱了，让我多吃点。并吩咐警卫员再去伙房拿馒头，不一会又拿来几个。我一气吃了二十四个（一斤半）馒头，剩下两个不好意思吃了。首长劝我吃了，我说吃饱了，菜、小米稀饭自然是一扫而光。石司令站起来将两个馒头拿起来：“装上、装上。”边说边装进我的上衣口袋里。我向司令员敬礼告辞了。
这次短暂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长那么平易近人，对人关心备至的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只是听说他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也有人说去了渤海军区，只知道他曾在渤海军区任过分区司令员。”
石潇江
石潇江(1909-1945) 原名石湘璞，历任八路军中队长、营长、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司令员、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参谋主任，渤海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45年10月，遵照党中央的命令，率领部队通过渤海海峡进军东北途中不幸遇难。
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和手稿整理
202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