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使臣、僧侣、商人、留学生和艺术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什伐赤波斯被大食灭亡后，大批波斯人流亡长安。波斯王子卑路斯在大食吞灭波斯后，投奔唐朝，直至成亨年间死于长安。新中国成立后，唐长安城遗址多次出土波斯钱币，还有大量用骨料、玛瑙、水晶等制作的装饰品。波斯人在长安城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促进了唐长安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这种为唐人所喜爱的运动起源于波斯，是通过中亚传人长安的。
唐朝由于经济的繁荣，交通条件的便利和对外政策的开明，使得唐代的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各国使臣、僧侣、商人、留学生和艺术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也包括远在西亚的波斯，波斯人在长安学习先进的唐文化，也为唐文化的发展注进新鲜血液。
波斯是伊朗的旧称，位于欧亚大陆之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中间站。波斯商人是开辟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功臣，他们以自己丰富的地理知识，高超的穿越沙漠的本领，吃苦耐劳、与自然奋斗的无畏精神，辛勤地奔走在丝绸之路上。他们把西域良种马或其他宝货带到了长安，又从长安把以丝绸为主的手工业产品远播异域。唐墓中多次出土被称为“沙漠之舟”的三彩骆驼，背上满载着丝绸，以及深目高鼻、多须蛆臀的牵驼俑，生动地再现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行进的壮丽图景。
波斯骏马也是极受欢迎的一种良马，现存西安碑林的唐代雕刻昭陵六骏，是唐太宗生前骑过的六匹骏马的形象。它们的头小，胸宽，腿细而高，腹围窄，蹄大，有着波斯马种的显著特点。其中一匹名为“什伐赤”，据专家们考证，“什伐”当为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意思就是“马”，加上意为红色的“赤”，说明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唐代大诗人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中有诗句云：“柿上昂昂皆骏马，桃花吐拨价最殊。”“桃花比拨”即“什伐赤”的另一种翻译名称，这是说，“什伐赤”是外来马中价格最高、极受欢迎的一种。唐代发达的养马业和强大的骑兵，是同长安与波斯的频繁交往，波斯骏马的不断输入分不开的。
什伐赤
波斯被大食灭亡后，大批波斯人流亡长安。据记载，唐高宗时，波斯王子泥涅师，一次自长安统帅回国的残部就有数千人。波斯人是留居长安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许多波斯人长期甚至世代留居长安。唐肃宗时，景教僧波斯人伊斯曾久居长安，被唐王朝授予“金紫光禄大夫”等官衔。波斯王子卑路斯在大食吞灭波斯后，投奔唐朝，直至成亨年间死于长安。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矗立有61个王宾使臣的石雕像，其中就有卑路斯和波斯大首领南昧。西安西郊曾发现一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铭，据婆罗钵文说，马氏是波斯王族之妇，铭文充满了对中国的感情。在留居长安的波斯人中，大多从事商业活动，开店铺、贩卖珠宝香料、鉴别玉器等。长安西市有波斯邸，是波斯人开设的邸店，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新中国成立后，唐长安城遗址多次出土波斯钱币，还有大量用骨料、玛瑙、水晶等制作的装饰品。波斯人在长安城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促进了唐长安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
波斯又是宗教文化的中转站，唐代由波斯传入长安的宗教有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唐长安城内至少五个坊内有波斯袄寺，加上景寺、摩尼寺，为数更多。在这几种宗教中，景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基督教的一个流派，它的传入就显得更加重要。西安碑林存有一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记载了景教的教规和教义，以及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由波斯传入中国的情况。在此碑的碑边、碑侧、底部以及碑文中，共有景教僧七八十人，他们是贞观九年景教传入中国后150年中，在长安从事景教活动的波斯人。
古代文化交流往往是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的，在各民族、各国之间的交往中，宗教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波斯人把几种宗教传到了中国，特别是最早把基督教介绍到中国，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这些宗教之所以能在此时传入长安，是与当时长安城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巨大吸引力分不开的。
2022.4.13西安已做核酸凭证“波斯客”
在唐长安城，马球运动曾风靡一时。皇帝自玄宗起，几乎无一不爱好马球，长安宫廷内和许多官僚贵族家中以及一些游览胜地，都设有马球场，当时考中的进士，于雁塔题名后，往往到月登阁去打马球。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绘有打马球形象的壁画，大明宫遗址出土写有“含光殿及球场”等文字的石碑，西安周围多次出土打马球的陶俑，这些都是马球运动珍贵的形象资料。这种为唐人所喜爱的运动起源于波斯，是通过中亚传人长安的。它为中国文体活动增添了新的项目，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