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一名中国网友上传的21.99元100片的散装卫生巾照片，意外在网上引起热议。印度全国超过50%的女性没有条件使用卫生用品。现在，月事行动团队共有95名来自世界各地、年龄在12岁到55岁的志愿者。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在更广的范围终结月经贫困。她发动自己周围的力量、争取社会的支持，在疫情期间给湖北医护募捐了100多万份生理期用品，覆盖了85000名医护。而疫情过后，很多人都将卫生巾和她划了等号。
获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前，
身边人对梅丽莎·伯顿的认知，
是洛杉矶当地的一个高中英语老师。
2013年开始，她和学生一起创立非营利组织
The Pad Project（月事行动），
并拍摄纪录片《月事革命》，
第一个将“月经贫困”一词曝光在主流媒体，
她说，奥斯卡颁奖礼直播的那天，
全球观众都必须听我们说“月经”这个词。
月经贫困，
泛指女性因为买不起卫生用品，
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严重时女孩甚至会因此辍学。
梁钰在今年2月，第一个提出湖北及援鄂女性医护人员缺乏经期用品
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全球有4000万女性正在经历月经贫困，
在中国，这个数据超过400万。
今年10月初，
一条连线采访了梅丽莎和团队成员索列尔，
以及国内“予她同行-月经安心行动”策划人梁钰，
与她们谈谈困扰全球女性多年的月经贫困问题。
2020年8月，一名中国网友上传的21.99元100片的散装卫生巾照片，意外在网上引起热议。舆论风向从一开始的“这样的三无卫生巾不安全”，转到“一杯奶茶钱就能买到一个月份量的卫生巾，为何会有人买不起？”
最终，点赞最终超过1000的评论“生活难”、“我有难处”，一下子平复了广大群众的嘲讽。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的数据，我国约有400万12-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孩，无法承担符合质量检测的卫生巾。
这种消费不起经期用品的窘迫，在国际上有一个专用名词——“月经贫困”，而将这个话题带上国际讨论的第一人便是梅丽莎·伯顿。
印度年纪很小就已然生育、辍学在家的女性
从“月经羞辱”引发的一个想法
2013年，梅丽莎带着学生到联合国参观，她们第一次了解到全球约有4000万女性消费不起卫生用品，其中以印度的情况最为严重。
在印度大多数村落，人们判定月经是一种“只有女人会得”的疾病，而这种疾病会产生肮脏的血液，所以来了例假的女人不可以进寺庙。
印度全国超过50%的女性没有条件使用卫生用品。商店里卫生巾一包卖几美金，跟当地人的收入相比，可说是一件奢侈品。而且月经羞耻也很严重，如果女孩走进一家商店要买卫生巾，店主会迅速用两层纸牢牢包住它，再套上一个袋子，仿佛卫生巾是洪水猛兽。
印度电影《厕所英雄》描述丈夫必须每天带妻子去火车上上厕所
因此，当地女性经常使用布条、袜子，甚至树叶、泥土去充当经期用品，再加上印度当地的厕所困境（家中没有独立厕所），她们得在大半夜前往郊外更换。而当地的男性会偷看或在白天把妇女们遗弃的卫生用品翻出来。
而且很多家庭会把“女孩来月经”作为是否让她辍学的标准，因为当女孩来例假，就说明她具备了生育能力，可以嫁人了，哪怕这个孩子只有12、13岁。
梅丽莎说自己当时的震惊程度是剧烈的，“为什么一个社会可以给女性如此沉重的‘月经羞辱’”？
穆鲁加南萨姆是电影《印度合伙人》的原型，他以“大姨妈之父”之名闻名全球。
同时，她们也在联合国了解到了一位另类的印度男人——穆鲁加南萨姆。
1998年，新婚的萨姆发现妻子因为来了月经，在使用一块他碰都不愿意碰的破布。他便跑去商店，买了一包价格昂贵的卫生棉送给妻子，没想到妻子不仅拒绝了这份礼物，还羞愧万分。
为了给妻子提供一生够用的卫生巾，萨姆开始发明廉价卫生巾制作机。经历数次失败后，他终于制造出成本仅有5万多美金的卫生巾制造机（传统卫生巾工厂的机器价格在几百万美金不等）。
穆鲁加南萨姆在教当地妇女如何制作卫生巾
此后，他以成本价出售每台机器，希望当地妇女可以通过这台机器，实现自给自足的卫生巾微型经济，让实惠的卫生巾逐渐流入当地市场。萨姆也因此被人称为“护垫侠”。
“我的学生说，既然我们身处洛杉矶这个电影之城，为什么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呢？”梅丽莎跟我们说起拍摄的初衷。很快她们通过众筹，以55000美金购买了一台机器，捐给印度德里附近的哈普尔市，纪录片的拍摄也随之开启。
印度哈普尔市第一个将家当作卫生巾仓库的女人Suman
卫生巾姐妹
《月事革命》拿下2019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与以往的“男性英雄”拯救“受困妇女”的视角不同，这次是女性互助。它记录下当地妇女如何依靠这台卫生巾机器实现月经独立，同时成功创业。
Suman是这群女人的领导人，从来没在工厂上过班，却颇为了解人性，很快就给工厂制定了一套规矩，条条针对工友们的懒散习惯：工作时间严格规定，朝九晚五。工作时间内妇女们需要佩戴口罩，上班时间不准和外人闲聊。
想要成为警察的Sneba，最终成为了一名倡导印度“月经自由”的发言人
而Sneba加入卫生巾制造工厂的主要原因，是想为自己筹集警察入学考试的费用。
“去了德里，加入警察局，我就可以摆脱婚姻。”Sneba说。
她会跟着公益组织去村里兜售卫生巾，向村里的妇女展示她们的自制卫生巾性能上更吸水，价格也比市场价便宜1美金/包，很快她们的卫生巾就售空了。
Sneba现在是一名捍卫印度“月经自由”的发言人，虽然没有成为警察，但还是去了她梦想的德里，参加女性卫生会议，为当地女性向卫生官员发声。
村里的男人声称月经是一种“只有女人才会得的病”
机器进村后，村里男人的反应更是有趣。
刚开始，他们竭力反对妻女去工厂上班，认为她们“神神秘秘”，肯定是在做不轨之事，甚至在偷情。有个醉汉想趁着某一月黑风高夜，闯进工厂把机器拆了。
后来，他们逐渐发现女人们去工厂上班后赚到钱了，便好奇地打探起女人们的工作。
6个月后，村里人对“月经”逐渐见怪不怪了，就连之前想要拆掉工厂的醉汉都亲手制作了一条卫生巾。
从一个想法到奥斯卡，我们走了5年
“我们赢得奥斯卡奖后，一瞬间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月经的话题，很多人说‘月经的春天’来了，”梅丽莎说，“这是多么可笑啊，因为月经从人类诞生起就一直存在。”
梅丽莎的团队伙伴索列尔·科恩说：“我们拍摄纪录片，不仅想展现如何通过一台机器帮助妇女用上卫生巾，更想帮助观众了解到在全世界，甚至在美国，很多女性是无法承担卫生巾的费用的。”
2013年，和纪录片同时诞生的组织“月事行动”，每年都有青少年志愿者加入
今年因为美国的新冠疫情，很多学校关闭，许多高中生无法通过学校获得日常所需的卫生棉，月事行动正在给这些学生传递卫生用品。
国际上，月事行动继续在印度不同的村庄和地点放置机器，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一家妇女医院放置一台半自动机器，在危地马拉启动了一个可清洗的卫生巾的项目。
现在，月事行动团队共有95名来自世界各地、年龄在12岁到55岁的志愿者。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在更广的范围终结月经贫困。
图片来源网络，与内文无关
中国女性卫生用品“代言人”
“一个女孩，如果连卫生用品这种刚需都用不上一个质量合格的，她其他的生活品质肯定不怎么样。”
在中国提起卫生巾，就不得不提起今年2月疫情爆发时，第一个提出湖北及援鄂女性医护人员缺乏卫生用品的“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发起人梁钰。她发动自己周围的力量、争取社会的支持，在疫情期间给湖北医护募捐了100多万份生理期用品，覆盖了85000名医护。
“当时我是因为同理心才想到了女性医护的窘迫，自己先出资几万块钱去捐安心裤。后来省医疗队也发消息给我们，’女医护们血和尿都混在一起，特别痛苦’，我才了解到这个需求是如此庞大，才开始做公开募捐。”梁钰说。
而疫情过后，很多人都将卫生巾和她划了等号。
被称为中国卫生巾“代言人”的梁钰实际上是一名95后
梁钰有一份本职工作，跟公益不相关，但因为疫情卫生巾“红”了后，现在全国各地有什么卫生用品短缺，都会给她发私信。在抗疫告一段落的这段时间里，梁钰还是很忙，因为她又发起了一项新计划“月经安心行动”。
“我是很心疼的，很多地区会有老师来联系说有卫生巾短缺，抗疫是阶段性的，给地区学校捐助卫生巾注定是长期的。”梁钰说。
今年9月开始，梁钰团队每个月去一个定点的山区学校，进行捐助卫生用品行动，并且给孩子们上生理卫生课。
第一站选了湖北，每个符合捐助标准的小女孩每月可以得到2包245mm日棉，1包290mm日棉，一包420mm夜棉还有一包护垫，总价值22.05元。
卫生巾的相对与绝对贫困
我们询问梁钰怎么看待在网上热议的三无卫生巾，她说：相比印度一半的女性用不起卫生巾，中国目前的月经贫困主要围绕三无卫生巾。
今年8月针对三无卫生巾的第一个争议，就是它是否安全？
女性公益机构“橙雨伞”曾给100片21.99元的卫生巾做了一个测评，发现它的材料不是无纺布，不能完全吸水，透气也不好。更糟糕的是，使用这款卫生巾较长时间后，它会释放出粉尘，令人担心它对人体的危害。
在月经贫困被热议前，各国都曾给卫生巾标上奢侈品税
三无卫生巾的第二个争议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承担不起“这一杯奶茶钱”的正规卫生巾？
梁钰说：“我看到的数据是大约400万人，有些家庭是全家穷得揭不开锅，属于绝对贫困。”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33元，要包含一家的吃穿用度。而即使是梁钰谈下来的最优价格，一天只换3片卫生巾（专家建议：更换卫生巾频率在3小时一次最佳，防止细菌感染），一位女孩一个月至少需要22元才能购买符合要求的卫生巾。
图片来源网络，与内文无关
梁钰表示，更让她无奈的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小女孩。在进行定点捐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公益团队无力帮助那些不是“建档户”（国家定义为“贫困家庭”，精准扶贫的对象）的孩子。
据梁钰了解，中国的部分地区仍然网络不通无法网购，存在卫生用品不足的情况。“很多人可能以为，打工的父亲一次把一年的卫生用品量扛回去给孩子不就行了吗？”
“而实际中，能主动想起给女孩买卫生巾的父亲，少之又少。”梁钰说，“农村中还有部分重男轻女的家庭，男孩养得很好，另一边，家里的女孩却买不起卫生巾。小女孩是很敏感的，她知道如果自己多问家里要一分钱，她继续上学的阻力就会多一分。”
梁钰很无奈，她问我们是否能理解这种感受？
现在，梁钰团队捐助的卫生巾是国产品牌，“都是我们自己先试用的，我想说在卫生用品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公平的，我们不想用的卫生巾，也不会给孩子用。”
此外，女性卫生用品中，除了卫生巾，还有个选项：卫生棉条。“不闷热、不侧漏、不黏糊、内置无痕，还可以进行运动。”许多使用过卫生棉条的女生，给与了这样的评价。
而根据《经济学人》数据，中国女性对于卫生棉条的使用率只有2%，在美国是70%。低使用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于往阴道里塞东西的抵触心理。
对卫生棉条，梁钰认为，目前高端产品的价格还是太贵（卫生棉条市场均价3-4元/根，卫生巾市场均价约1元/每张），不具有被捐赠的可能性。
梁钰团队在学校进行生理知识科普讲座
“希望卫生用品能像避孕套一样：免费发放”
“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府出面，将卫生用品像避孕套一样，免费发放，当然目前来看，这个方法实行起来是有困难的。”
梁钰的“月经安心行动”团队目前有50人，计划每月前往一个地区进行捐献，同时在当地学校讲解生理卫生课程。今年的助力地区，确定有湖北（麻城、安陆、黄冈）、贵州（从江县）、青海（玉树州），河南（信阳），有些地区是老师写信希望她们去，有些则是志愿者主动联系。
今年9月，梁钰团队给湖北一个学校上生理卫生课，课上有个环节是向孩子们提问最喜欢自己身体的什么部位？梁钰回忆说，“有一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举了手，说我喜欢自己的全部，这实在让我们太惊喜了。”
支援团队回家了，收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留言：姐姐，你长得真漂亮，你教给我的知识，我非常乐意传递给别的女孩。
“那时候就觉得女孩真好，你给他们播种一个小种子，他们就长成大树，就可以帮助身边其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