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时速达100英里的汽车奔驰在横跨大洲的宽阔柏油马路上，或是乘坐速度接近声速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托夫勒所谓的由“未来提前到来”所引发的“疾病”产生了免疫，而是因为变化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这种预示未来危机，生动表现危机带给人类的后果与启示，并提出避免危机发生的其他替代方案的能力，正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功用之一。假如事实的确如此，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
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小说的脚步。这句话在2018年显得更为合适。
科幻小说与世界。它们创造了彼此。外部世界对科幻小说的影响显然更加巨大，但科幻小说对世界的影响却更有针对性。两者扯平了。
况且，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这一点毫无争议。我们周围随处可见新秩序的种种迹象：我们的生活和父辈相比大不一样，与父辈的父辈更是截然不同。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我们不是被它裹挟向前，就是被抛在后头。我们骑在科技这匹飞奔驰骋的骏马背上，如若冒险跃下，必然摔断脖颈。我们——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坐在起居室里观看能够移动和说话的图像。我们乘坐时速达100英里的汽车奔驰在横跨大洲的宽阔柏油马路上，或是乘坐速度接近声速的飞行器在空中飞行。我们在气温可自动调节的房屋里居住，在耸入云霄的高楼里上班。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某些人——手里掌握着摧毁另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力量。我们——或至少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登上月球。
以上是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写的话。它们依然真实，但已平淡无奇。今天我们已建造了一座空间站；我们观测到了木星、土星和海王星；我们已测绘了火星，我们的机器人探测了火星表面；在轨道望远镜的帮助下，我们扩充了对宇宙的了解，通过巨型加速器分辨出了最小的分子结构；我们克隆出了羊和猪，转而讨论是否该克隆人类；我们破解了人类基因组；我们消灭了天花这样的疾病，却又发现了足以消灭全人类的新型疾病；我们桌上使用的电脑，其运算能力足以与四十多年前那种房子大小的机器相媲美；我们在互联网上做买卖，与人交流，网络让我们能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保持联系。不管是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还是纽约或上海的大街上，我们通过移动电话与人交谈，或是收发信息；有时我们通过戴在手腕上的设备就可以拍摄电子照片，并将它们即时传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时刻不停地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消息，而这些媒体在1975年时还压根不存在呢……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这难道不是一个科幻世界吗？
四十多年前，人们向科幻作家提出的问题已经从“你们这些疯狂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变为“人类现已登上月球，你们还能写什么呢？”。而今，当科学技术每天都将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变为现实时，这些问题已变得无关紧要。四十多年前，艾萨克·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就曾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宇宙飞船和核威力（以及核战争威胁），比声速还要快的飞机，抗生素，登月（在阿西莫夫看来，这是最称得上美梦成真的事了）——这些都是他和罗伯特· A. 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还有其他作家在1939年和1940年代初所描写的。
……
早在1863年，从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起，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就开始描写源自科学家实验室和工程师绘图板的种种奇迹。库尔德·拉斯维兹（Kurd Lasswitz）于1897年创作了《双星记》（On Two Planets）；1911年，根斯巴克在美国创作了《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 》（Ralph 124C 41 ）；而更早的时候，1849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发表了《未来之事》（“Mellonta Tauta”）——他的书和故事描写了未来的种种奇迹，以及畅游奇妙美好、让人兴奋的未来世界的伟大旅行。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1926年以后，大部分人（也包括少数著名科学家）会对科幻小说当中的概念嗤之以鼻，比如比空气重的飞机、核武器和原子能，还有太空飞行等，任何涉及这些概念的作品都被认为“纯属科幻”而遭到摒弃。
《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 41 》描写了太空旅行、整容术、荧光灯、自动投币式唱机、液体肥料、扩音器、飞行器、睡眠学习、太阳能、雷达、不锈钢、微缩胶片、电视、无线电网络、空中文字1、水栽法、录音机、水上运动表演、自动售货机、夜间棒球、玻璃纤维制作的衣服、合成纤维——所有这些都写于1911年。
科幻小说基于这样的理念：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人类要么自己去适应环境，要么就让环境适应人类，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正是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创作于1970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的主题，作者在书中写道：
变化的狂流是如此强大，它掀翻了体制，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的根枯萎。变化即未来对人类生活的入侵过程，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仔细审视，不仅要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也要从亲身经历变化的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如今，没有人再谈什么未来带给人们的冲击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托夫勒所谓的由“未来提前到来”所引发的“疾病”产生了免疫，而是因为变化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然而，在1970年代早期，托夫勒就指出科幻小说能够让人们对未来冲击产生免疫力。他引用了另一位“未来主义者”（这个术语在过去几十年里已为人熟知）罗伯特·詹克（Robert Jungk）关于教育的一番话：
如今，人们几乎只关注于学习已经发生或完成的事情。明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和习题应当关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哲学和人们已预测到的危机，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未来的可能答案。
托夫勒接着指出：
我们并没有“未来文学”可供在这些课程当中使用，但我们却有关于未来的文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伟大的乌托邦小说，也包括当代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拓展思维的力量，可以用来培养人们预测未来的习惯。我们的儿童应当学习阿瑟· C.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威廉·泰恩（William Tenn）、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Ray Douglas Bradbury）和罗伯特·谢克利（Robert Sheckley）的小说，不是因为这些作家能够让他们了解宇宙飞船和时间机器，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引领那些年轻的心灵去探索政治、社会、心理、伦理事务的丛林，这些是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必须面对的。科幻小说将是“未来学初级课程”的必读书目。
这并不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幻世界是科幻作家们想要看到的那个世界。有时，像雷·布拉德伯里那样的作家，他们的目的并非预示未来，而是阻止未来。没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未来的到来，而他们的读者也有别于那些害怕改变、屈服于未来冲击的芸芸众生，这些人不想等着未来按部就班地降临，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关于未来的小说提前目睹未来的景象。但是，在关于未来的小说中，含警戒意味的故事几乎和粉饰未来的故事一样多，就连最美妙的技术天堂里也有那么一两个长虫的苹果。
生态问题、人口过剩、机械化战争的种种可怕之处、核能的滥用、心理战中的洗脑术、社会对人的洗脑——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早在其他人将它们视作问题之前，就已成为科幻小说家谴责的对象。
这种预示未来危机，生动表现危机带给人类的后果与启示，并提出避免危机发生的其他替代方案的能力，正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功用之一。在其生动表现力面前，科幻小说为世人所熟知的预言能力则变得黯然失色。
假如事实的确如此，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那个快乐无比的时代尚未来临（这是我写于1975年的话），但这伟大的一天必将到来。
那个快乐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但人们发现，正如那些科技天堂一样，这是一个长了虫的苹果。既然1967年哈兰·埃里森（Harlan Jay Ellison）在《危险幻象》（
1975年，《阴阳魔界》（
与此同时，科幻小说开始在主流文学中占得一席之地，主流作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曾被视为科幻小说独有的概念和写作方法。1975年，我在本书中提到了诸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安·兰德（Ayn Rand）、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皮埃尔·布尔（Pierre Boulle）、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约翰·巴斯（John Barth）、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内的主流作家。再往后，我们还可以在名单中加上约翰·厄普迪克（John Updik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唐·德里罗（Don DeLillo）、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琼· M. 奥尔（Jean M. Auel）、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安·赖斯（Anne Rice），以及像安部公房（Abe Kobo）、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还有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等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作家。
这些作家中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科幻作家，或是愿意让别人将他们的作品归入科幻小说。有些人，特别是拉美作家，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而另一些人，如阿特伍德，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主流文学，否认他们写的是科幻小说。还有些作家，比如冯内古特，坚持将“科幻”的字眼从自己的书中移除，断绝了自己早年与科幻小说的联系。然而，科幻作家厄休拉· K. 勒古恩和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获得了国家图书奖，雷·布拉德伯里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而像英国的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瑞典的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和英国的多丽丝·莱辛这样偶尔从事科幻写作的作家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什么吸引了读者和那些众口难调的评论家呢？
“小说就是以文字表达的梦想，”《新奇科幻》主编约翰· W. 坎贝尔写道，“科幻小说中包含了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梦想也许是噩梦）。”
“有人指出，科幻小说是物质主义者的‘超自然’写作，”二战后出版的第一本大型选集《最佳科幻小说》（
近年来，我们已将成百上千颗人造卫星送入绕地轨道中，执行观测和监视任务，转播电视节目（一般是将信号传送给地面上单个的无线接收器），传送电话信号。1945年，阿瑟·C. 克拉克曾在他的小说中写到同步卫星，后来他曾在《我是如何在业余时间里损失了上亿美元》这篇文章里，不无懊悔地忆起此事。
正如阿西莫夫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
二战爆发让科幻小说对太空飞行和原子弹的关注变得合理起来，同样的关注，以前曾让圈外人打趣科幻小说是“巴克·罗杰斯搞的东西”。当沃纳·冯·布劳恩的V2导弹从伦敦上空落下，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那些原本让人不以为然的事情变得重要起来。很大程度上，二战的输赢较量是在实验室中，战争的赢家凭借的是更大更快的军舰和飞机、像雷达和声呐这样能够定位飞机并将它们击落的设备，以及帮助飞机起飞和加速的火箭发动机。
另一个让科幻小说走出自己封闭圈子的因素是迅速壮大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那些受过科学技术教育的男男女女，以及各色专业人士。科幻小说特别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那些喜欢思索问题、包容甚至是享受事物未知性的人。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束高中学业，迈入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这些都让科幻小说的市场不断扩大。有些大学生在校时就修过科幻方面的课程，这类课程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兴起。今天的科幻小说课不如早期那么具有颠覆性了，开班规模也没有以前庞大，但已成为许多大学课程为人接受的组成部分。
以前，高中阶段的科幻迷与同龄人的关系比较疏远：他不喜欢他们，因为觉得他们很乏味；他们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不好相处。于是，他将科幻小说作为精神食粮，来满足自己躁动不安的心灵的需要，并投入科幻迷组织的怀抱，因为这才是能够欣然接纳自己的团体。今天，这种情形仍然存在，高中生里那些酷爱书本和科技的书呆子和技术狂人仍游离于同龄人的社交圈之外，常常被科幻小说和科幻迷组织所吸引。不过，如今几乎人人都看科幻电影和电视，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也许已成为大多数人最钟爱的读物，哪怕他们读的只是与电影相关的小说，或是模仿《魔戒》的作品。再者说，未来将是由书呆子造就的。事实上，所谓的“奇点”，或者那些超越人类控制或认知能力的科技发展，就常被称作“书呆子的痴迷”。
另一个培养了年轻人科幻阅读习惯的因素是二战后大量涌现的优质青少年读物，像莱斯特·德尔·雷伊（Lester del Rey）、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杰克·威廉森、弗雷德里克·波尔、戈登· R. 迪克森（Gordon R. Dickson）、唐纳德· A. 沃尔海姆（Donald A. Wollheim）、安德烈·诺顿（Andre Norton）这些作家写的书，特别是罗伯特· A. 海因莱因每年一部的青少年小说（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简直称得上是件盛事；这些小说之前都曾在面向成年读者的杂志上连载过。今天，新的青少年科幻作品较为匮乏，导致高中生读者人数减少，这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关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大卫·布林（David Brin），已开展了一些活动来扭转这种状况。
最大的影响也许来自“媒介”（电影和电视）对科幻的接纳态度。很多年来，科幻小说都被认为是一种青少年题材，适合拍摄廉价电影和低成本电视剧，如《太空军校学员》（
本文（及图片）节选自《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第一章，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