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五六岁时，父亲因工作需要和一批北京公安干部被调到了天津。的号召，1969年3月份我和学校57名同学响应国家号召，填写了《天津下乡知青登记表》，分别从所在地派出所迁出了户口，准备前往哈尔滨郊区农村插队落户。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住房水平不断提高。2006年12月末，我五十五周岁正式办理了退休。
原创作者/李树华
户口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个不能没有的重要证件，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个伴随着我脚步的历史见证。
一、出生落在北京
1951年12月末，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建国初期入党的老党员，从事公安工作，每天都很忙，我基本是母亲一手带大。
后来我又有两个弟弟，那时我们家住在北京大栅栏儿(现属西城区)，离前门楼很近，记得母亲曾带我们到那里去晒太阳，每天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幼儿时期。
在我五六岁时，父亲因工作需要和一批北京公安干部被调到了天津。
(下图是1956年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人拍的一张老照片)
二、搬家迁到天津
1958年1月份，我家的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天津市。父亲的工作单位为家属们盖好了一大片新楼房，我们称之为“二十八段”，那时我们满心欢喜地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1959年9月，我上小学了，二十八段的适龄儿童们，基本都进了增产道小学。我们有幸碰到了非常好的启蒙老师，她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少年儿童，被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歌儿长大的，心里有着很强的优越感，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下图是1965年学军训练时在校园里拍的一张老照片，后排右二为作者)
1965年7月，经过六年的学习生活，我小学毕业了，考入了离家很近的铁路二中。在中学，正当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刚刚学完一年级初中课程的我们，赶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那时期除了自己在家看点书以外，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我们小小年纪也卷入其中，并且参加了全国革命大串联活动，我曾到过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串联，也算是第一次到离家最远的地方开了一次眼界，感受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1969年3月份我和学校57名同学响应国家号召，填写了《天津下乡知青登记表》，分别从所在地派出所迁出了户口，准备前往哈尔滨郊区农村插队落户。迁出户口时，只用了短短几分钟，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迁就是离家几十年。
(下图是家属区大院里一起长大的校友送高年级姐姐下乡拍的一张老照片，后排右一为作者)
三、下乡落户农村
1969年6月1日，我们57名同学乘坐天津知青专列，驶向离津1250公里的北部边陲城市哈尔滨，几经辗转来到了哈尔滨郊区新发公社五一大队，这是一个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的自然屯。这一天，我们的户口就正式落在了这个小村庄，变成了农业户口，我们从五谷不分的城市学生变成了自食其力的乡下农民，当时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既来之，则安之。艰苦的劳动生活，并没有难倒我们，十七八岁的我们经过几年的痛苦磨炼，都成了农田里的一把好手。除草，割地，打麦，种菜……，样样农活都干过。我还养过鱼，成功搞过土法孵化鱼种科学实验，1974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养鱼科学实验积极分子，并且在《水产》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这是我下乡获得的第一项荣誉，这年的十月份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下图是下乡四个月后，1969年10月1日同班十三名女生拍的一张合影，中间一排左二为作者)
那时一同下乡的同学，陆续有的招工走了，有的当兵走了，有的被推荐上学，还有的自己找地方迁走了。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上学深造，曾连续两年被推荐上学，但因种种原因而没有走成，当时的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我非常感谢父亲的多次来信，他的鼓励与支持是我找准方向继续努力的精神支柱。
1974年秋末，我被调到大队部，担任专职广播员和后勤团支部书记，同时我自编小报，写黑板报，还兼过出纳员，记工员，每天忙忙碌碌，那一年的春节因工作脱离不开而没有回津过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6年，我又一次被淳朴的乡亲们推荐上学。这一次是真的要离开我战斗了整整七年半的农村了，我的青春，我的足迹，永远留在了那里——我的第二故乡。
(下图是从1975年在陈家洼担任专职广播员时与大洼知青战友合拍的一张照片，中间为作者)
四、上学迁到学校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举国哀悼，上学报到时间推延。坚持到年末才等到入学报到的通知书，我把户口从所在大队迁出，落到了哈尔滨师范学校。从这一刻起，我的户口由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
我们这些离开家乡，在农村摸爬滚打七八年的知青们，总算有了再学习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每日起早贪黑挑灯夜读。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绝不能辜负这大好时光。
(下图是在师范学校与老师和班干们合拍的一张照片，中间一排右一为作者)
五、毕业落入集体户
1978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了，和几名其他专业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地方国企子弟校。由于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老师都是单身，无法单独立户，所以户口都落入了单位的集体户口簿。
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同学，都是天津、北京、上海的知青，家在远方举目无亲，只好都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后来恋爱结婚生子仍然是住在单身宿舍，直到单位新建了家属楼才搬出了单身宿舍。
当时正是“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时期，国家经济物资比较匮乏，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我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已经感到很满足，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中。
(下图是和子弟校老师的合影，最后一排右三是作者)
六、分房转战三个区
我们在单身宿舍住了六年，有的老师带着孩子住在那里，非常不便。当时校长很重视我们的住房问题，到各有关部门据理力争，三对儿外地知青教师终于分到了住房。1984年，我们搬进了新分到的住房，虽然不大并且是合厨，但这毕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窝”。随后，我把户口从集体户迁到了住房所在地太平区南直派出所。
在这个小房子里住了整整三年，单位又陆续建宿舍楼，我们又得到一次改善。1984年9月，我从教育口被调到厂部办公室，从事厂长秘书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经常在家写材料，合厨住房很不方便，主管领导考虑到这一点，1987年给我们分了一套单元房，我的户口又迁到了新的住址南岗区奋斗派出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住房水平不断提高。市教委在市区内建了两个教育小区，我爱人学校分给他一套90平米的住房，2000年我们搬进了这套位置在道里区的新住房。因当时女儿正在南岗学区读书，而没有马上再迁户口。
(下图是“三八妇女节”在办公楼前与各部门女干部们合拍的一张照片，前排左四是作者本人)
非常感谢当年的党组织以及各位领导对我们外地知青的关心与照顾，那时哈市的住房是非常紧张的，我亲眼所见很多返城的哈市知青，与父母兄弟姐妹挤在一起，比我们还要艰难，因此多年来我在工作上一直很努力。1988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同年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由一级教师平转为政工师，1996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副高级），同年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我每年都有论文发表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并且为这个大型(二类)国企主编了三十多万字的《厂史》。
(下图是2016年回哈避暑时，在哈尔滨音乐厅前拍的一张照片)
七、落叶归根回天津
天津市政府有一项非常人性化的知青政策，从天津下乡的知青子女其户口可以办回天津。当时父亲从我是知青的角度积极操办这个事，但因孩子爸爸也是天津知青，按当时政策是以男方为主，所以没有办成。后来我爱人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我父亲又再次申报，2001年我女儿的户口迁回到了姥爷的户口簿上。
2006年12月末，我五十五周岁正式办理了退休。女儿出国留学，母亲卧床不起，我正好有时间陪伴母亲，直到2008年母亲离开我们。之后我哈尔滨——天津两地跑（我爱人还没有退休），多半时间是在天津陪伴父亲，夏天回哈市避暑。
(下图是2015年春天陪父亲在小区公园里散步时拍的照片)
父亲如今已年近九十高龄了，他有个多年的心愿就是让我回到他的身边。想来我1969年离开家乡已经在外漂泊几十年了。过去不会想到天津会有这样好的政策，知青在外地退休后可以投靠子女迁回天津。真是非常感谢父亲当年的执着，如果当年我女儿的户口不先办回天津，我现在也就无法享受这项深得人心的惠民政策了。
我知道现在户口的含金量早已不像过去那样高了，过去是粮证、布票、肉票等各种生活物资全部是计划供应，没有户口很难在一个地方生存，因此各地对户口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直辖市。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员迁徙流动非常自由，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老人的观念没有变，落叶归根，人之常情。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把户口迁回天津吧。即使户口迁回了天津，哈尔滨也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2017年9月我开始准备申报资料，10月2日递交了全部申报材料，10月20日正式得到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批准，因我在北京看小外孙耽搁了几天，11月2日我回津拿到了《准迁证》，又去哈尔滨顺利迁回户口落到天津。
(下图为2017年国庆节我和父亲、女儿、小外孙合拍的一张照片)
(下图为2018年春节拍的“四世同堂”全家福)
(下图为2019年春节拍的全家福)
我的户口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人生如梦，一转眼就是几十年。
这些年远离家乡，在各级组织和同志们的关照下，努力工作，积极奉献，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尽管也有些不如意，但心底坦然，无怨无悔。
一路走来，深感人生不易。常言道：知足常乐！说实在话，我很知足，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由衷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同时祝愿所有的知青战友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下图为2020年夏天回哈避暑游园拍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