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对于柳青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人生转折的一年。他命名他的新作品为《创业史》办完有关手续回到了陕西后，柳青计划写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1951年10月，柳青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近两个月。柳青计划写作中的《创业史》是四部，他要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创作要表现一个大时代柳青认为，创作要表现一个大时代，深入生活的同时，还要提高作家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柳青在写作
《创业史》1960年第1版纸面精装
柳青（右）与《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人物王家斌在一起检查生产。
本文图片由作者阮洁提供
【读书者说】
柳青是当代文学一个榜样作家。1952年，对于柳青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人生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春节刚过，在北京的柳青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到家乡陕西。此前，他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地雷》，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几部作品作为新中国开创前后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影响颇大，不断再版。
他命名他的新作品为《创业史》
办完有关手续回到了陕西后，柳青计划写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长期深入革命工作一线的作家和党员干部，柳青敏锐地意识到当时即将在全国全面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是一场伟大运动和历史实践，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因此，他需要紧紧把握住这个机遇，参与其中，亲身体验，进而写出反映这个运动和实践的作品。
在柳青看来，当时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将要全面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制度的诞生”，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实现发家致富梦想，同时也是改造小农经济思想的最切合实际也最有可能实现的道路，他接下来的写作，就是为了记录这个伟大的历史实践和“这个制度的新生活”（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延河》1979年6月号）。所以，他命名他的作品为“创业史”，是“史”，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创业”之“史”，而不是一部小格局的或者其他的文学作品。
柳青的这个想法和计划很可能在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就已经萌生。1951年10月，柳青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近两个月。这是柳青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在苏联，他参观了很多地方，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看工厂，到集体农庄，深有感触。参观列夫·托尔斯泰故居时，代表团推举柳青代表大家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题词。雅斯纳雅·波良纳这个明亮的林中空地，乡间美丽的大自然，幽静的庄园，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写作方式，对柳青都颇有触动。他认识到，生活在自己想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同去苏联的作家马加回忆说，柳青从苏联回来，眼光放长远了，想写大的、长的、深一些的作品了。说柳青在解放区时，还是一个土包子，到莫斯科一下火车，看到早已知名的一些大作家前来欢迎，相较之下，柳青觉得自己还不行，认为要下功夫写出好作品。柳青自己也意识到，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此前他虽然已经写出了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集体种谷生活的《种谷记》和描写陕北人民保粮支前英勇斗争故事的《铜墙铁壁》，但从生活的深度、历史的长度和艺术的高度来说，他还未能写出一部令世人满意也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因此，他鼓足勇气和干劲，充满热情和信心，准备以“史”的客观性和“诗”的艺术性来记录和表现这场伟大的历史实践。柳青计划写作中的《创业史》是四部，他要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
一切归根于实践，归根于生活
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代和新生活，柳青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作家，既往的创作经验特别是生活准备和思想准备是远远不够的。要写好《创业史》这样的作品，亟须深入到自己所要描写和表现的生活中去了解、体验和研究。柳青回到陕西后，认为深入生活就应该深入到底，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1952年9月，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柳青还在文章中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需要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为“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人民文学》1952年6月号）。所以，柳青虽然先后在西北文联、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长安县委任职，但他不坐在机关办公室，一直深入到皇甫村，安家落户于此，与群众打成一片，从建社、生产到农民的生活，有关心，有参与，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结识了许多人，了解了许多事，这些人和事渐渐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他创作的基本素材。据研究，《创业史》里的一些人物、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和皇甫村当年的实际情况很接近，像梁生宝、梁三老汉、董柄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乃至姚素芳等许多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到原型。当然，柳青在后来的创作中，对这些人物在性格刻画上还有很多的艺术概括和塑造。
据路遥同事、柳青研究者邢小利回忆，认柳青为文学“教父”的路遥谈到柳青时曾说：“做一件事，必须全身心投入，经历全过程，才会有深刻的体验，全面的认识。”1959年4月，《创业史》以《稻地风波》为名开始在《延河》杂志连载，有一天，柳青叫皇甫村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王家斌到他住的中宫寺，商量进南山割毛竹缚扫帚卖钱，说他也要进山看农民怎样割竹子。商量后，王家斌带了十一个社员当天擦黑动身从峪口进山，柳青和侄子第二天早晨骑自行车到王曲，然后步行经大砭峪进山。原来商定在黑沟口集合，柳青因为路不熟走到了韭菜滩，翻山越岭，夜宿草棚，来回五天，走了二百多里路，他目睹了山民在峭壁陡坡割竹子的艰辛，为创作积累下了生动素材。回到皇甫，柳青给王家斌捎话，让他们把这次割的毛竹缚成扫帚，背到滦镇卖了。根据这次实地的观察和体验，柳青写成了梁生宝带人进南山割竹子情节的《深山一家人》（《延河》1960年3月号），此即为《创业史》第一部第二十二章新写的部分。
创作要表现一个大时代
柳青认为，创作要表现一个大时代，深入生活的同时，还要提高作家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柳青非常重视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研究。1965年10月，柳青在中组部印制的“干部鉴定表”中自述，他近年来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的一部分，读了苏联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士但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参照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着重研究了规律、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几个问题。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他又读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等著作。同时读了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个性心理学讨论集》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讲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读书面相当广泛。谈到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柳青讲：“由于写作上的需要，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总是努力体会的。有些是我很容易理解的，我就很愉快地把它体现在我的工作中。有些是我很难理解的，我不轻易写文章、发表意见或随便谈论。到了后来，实践表明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党就改变了这些方针、政策；实践表明是自己水平低，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观察问题有局限性，我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水平。我考虑到：不采取这种态度，我要完成《创业史》的全部工作，并使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不可能的。”（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柳青认真学习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功夫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从而能在创作中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他的《创业史》创作也就能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提炼出有深广意义的主题，创造出有丰富意味的人物形象，写出可以展示历史按一定逻辑发展的精彩故事情节。
柳青是一位跨越现代和当代的重要作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从他的作品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散文看，他的创作始终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创业史》更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面镜子，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为了写这部作品，柳青在思想、工作、生活和文学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今天回顾和研究柳青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很有意义。
（作者：阮洁，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