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驻军宋初号称"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佘。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洋窄抱，金躲踏，吊敦背，叉手展拜。于闻皆小金花链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路蛇链究铜铎入贡。由此看来，他们也为两宋都城服务市场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宋代的科举制度改革减轻了身份的限制，上至达官贵人之后下至寒门学子都有参加科举的机会。
《宋史》载开封府崇宁年间人口达"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难怪《东京梦华录》形容："以其人烟浩攘，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两宋都城的人口，已经有诸多学者进行过论证，如周宝珠认为北宋时期东京人口增至百万，而至北宋末时已达到一百五十万。林正秋在《南宋都城临安人口考索》一文中指出南宋临安（含属县）人口约在万左右。从史料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来看，虽然在具体的人口数上每个研究者各持己见，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准确口径，但是百万之数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
若将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做一比较，如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西欧，繁华的意大利威尼斯才不过十万人或更多一些，故而可以认为北宋汁梁和南宋临安的城市人口在古代世界发展达到一个顶峰的阶段，同时具备了服务业繁荣的城市、交通和人口这三个关键要素。其中，充足的人口又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不仅为服务业中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消费力，另一面大量的服务业经营者和务工者也保障了城市市场中频繁交易的另一环。研究两宋时期都城中基于服务业经济活动中的消费观念，必然先要研究产生观念的消费者以及他们的消费力。京都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方便的水陆交通让京都汇集了各类人群，根据城市人口的结构情况，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坊郭户关于坊郭户的研宄也己经比较成熟，其中在提到坊郭户制度的地位时，谢桃坊认为："北宋天禧三年（，政府为适应都市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开始将全国居民分为乡村户和坊郭户。城市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将它与乡村户区别开来，标志着我国市民阶层的兴起。"王曾瑜在对坊郭户民的层次划分上认为坊郭上户有"地主、房主、商人、贷主、手工业主、揽户"，中户及上户构成了城市坊郭户十等中的八等，结合其财产与身份，可以把坊郭中上户分为大地主构成的贵族政要和富贾商人等，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资产数额占据了两宋都城的绝对优势，这群人可以说是两宋都城服务业中最具消费实力的消费者。
首先，《东京梦华录》中"郑太宰宅"、"刘廉访宅"、"邓枢密宅"、"张附马宅"、"明节皇后宅"、"蔡太师宅"等等官吏政要的毫宅大院，多到连孟元老都己经到了"不欲遍记"的地步。王侯将相之家虽然在京城中占少数但他们却占据着极大的财富，即便是一般官吏，他们也有着可观的俸禄，且生活消费中多奢侈挥霍，他们靡集在两宋都城，是拥有极高着购买力的消费者，于此才有"乃有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和宋人吕蒙笔下"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的描述。
还有另一个群体是：权贵遗民。据参知政事张滔的奏言："今带甲数十万，战骑称是，萃於京师，仍以亡国之士民集於華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所谓"亡国之士民"，在杨侃《皇幾赋》中是"太祖以神武独断，太宗以圣文诞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来东吴，北定并纷，南取荆湖。是故七国之雄军，诸侯之陪臣，随其王公，与其士民，小者十郡之众，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乡党，率彼宗亲，尽徙家于上国"之人。这些亡国人士中的上层，是前朝旧臣和遗老遗少。这是养尊处优的寄生一族，他们不需要为生计劳力奔波，是较容易沾染奢靡享乐之风的一群人，同时手中握着家族积累的财富，能够在京师的高消费群体中占据一席之地。
京师是"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地，随着对商业的重新认识，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成为活跃在两宋市场上的重要群体，他们既是经营者又是消费者。一方面，他们通过商业经营为城中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是服务业的经营和提供者；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故也是城市中极具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尤其是那些资产众多的富商大贾。
王曾瑜认为坊郭下户主要有"小商贩、工匠、被雇者、穷书生"构成，坊郭户中的下等二户，具体可以再细化为小工商业者、小手工业者、小摊小贩、雇佣工人苦力、脚夫、奴仆、流浪艺人、妓女等等，他们多数是城市服务业中的服务提供者，相对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以手工技艺等来获取生活所需的他们有一定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资本来参与市场，他们也需要市场服务于生活，虽然比不上富贵之家对市场消费的贡献，但他们也是消费群体中的一部分。总之，坊郭商户中有大地主、大商人、地主兼商人、富有的房地产权主等；坊郭下户中有各类商贩、手工业者、穷苦秀才等，这些各式各样的城中杂人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主体，也形成了两宋京都市场消费与服务的主体与客体。
城市驻军宋初号称"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佘。"若所言不虚，京师之地光驻军士兵就有十万余人。结合《东京梦华录》卷四"军头司"条之言："诸军营殿前指挥使直，在禁中有左右班、内殿直、散员、散都头、散直、散指挥…天武、捧日、龙卫、神卫，各二十指挥，谓之上四军，不出戍。晓骑、云骑、拱圣、龙猛、龙骑，各十指挥。殿前司、步军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挥，虎翼水军、宣武各十五指挥，神勇、广勇各十指挥，飞山床子弯、雄武、广固等指挥。"宋制"五百人为一指挥"，京都有着近三百指挥，折算下来军队的确应有十几万人。守卫在开封附近的是北宋禁军，他们的亲属也是生活在城市周边并由朝廷供养，据《宋史》记载"三年二月司马光亦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为日固久……"，这些几乎是由身强力壮的中青年男子构成的驻军将士，不需要考虑日常生活以及供养家人的问题，他们的俸禄完全可以用来满足其他的消费需求，例如酒色的消费欲求，同时他们及他们的家属也有能力来参与都城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去。
流动人口及其他两宋时期繁荣热闹的京都皇城不仅是举国瞩目，商贸往来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对与中国两宋王朝相邻的国家和地域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影响力，因此也是各国各地政客使臣、贸易商贩的集散地。《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对这些周边政权国家的使臣有详细的介绍："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碟馒，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洋窄抱，金躲踏，吊敦背，叉手展拜。回绝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闻皆小金花链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路蛇链究铜铎入贡。"除了大辽、夏国、回纟乞、于闻之外，还记录有高丽、南番、真噶等国。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好，周边小国王权也好，都与宋王朝都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据记载，两宋期间"大食使者来中国凡二十六次。"使者的来访既带来了异域的文化和物品，同时也在宋都购置需要的商品和享受需要的服务。由此看来，他们也为两宋都城服务市场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除此之外，海上贸易在宋代也颇具规模，尤其是南宋时期，借由南洋前往临安的海上贸易商人和使臣也不在少数，其中就不乏记述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海上商人一一"海贾"的历史史料。
宋代的科举制度改革减轻了身份的限制，上至达官贵人之后下至寒门学子都有参加科举的机会。科举考试时期，全国各地的学子都涌向了京都，他们的吃穿住行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市场中的服务业。除了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有一定家底的学子们在两宋都城也有其对他的服务的消费需求。流动人口的具体数据在两宋都城是无法统计的数字，他们进入都城享受着都城提供给他们的生活服务，成为都城消费群体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城市中的坊郭户居民及城边的农民、驻军士兵、往来商贩、国外使臣和过往客旅等各类人，构建了数以百万的巨额人口，成为两宋都城服务业中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在服务行业中的经济活动起到的作用也各有所异，但是他们的消费观念在某些领域却不约而同的达成了默契，而这些默契与规律就是两宋都城消费者在服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消费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