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他成为第四届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并且于1993年获得了AIA金质奖章。这个班级只有12人，都来自不同的国际。这不关乎社区感的创造，也不关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生命还在继续，建筑师有巨大的责任来帮助人们和平共处。其设计理念以密斯理论为基础。但是这要以大量的研究为基础。在沙里宁的最后一个项目杰佛逊国土扩张纪念碑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就改变了事务所的名字。
凯文·洛奇：“形式如同音乐，你试着创作，旋律便已出现”
“Form-Generating is Similar to Music – You Try to Compose Music and Suddenly the Melody Comes”: In Conversation with Kevin Roche
美国建筑师凯文·洛奇于3月1日去世，享年96岁。凯文·洛奇于1922年在爱尔兰都柏林出生，毕业于都柏林大学（1945）、伊利诺工学院（1948））。1966年，他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Kevin Roche John Dinkeloo and Associates (KRJDA)。这位建筑师设计了至少200座建筑，其中包括2012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10年都柏林国家会议中心、2009年华盛顿拉斐特大厦、1992年马哈顿J.P. Morgan总部大楼、1968年曼哈顿Ford基金会、1966年加利福尼亚Oakland博物馆。在1982年，他成为第四届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并且于1993年获得了AIA金质奖章。下文是2011年我们对于他的采访记录。
Headquarters of Bank Santander Campus, Madrid, Spain, 2005 Kevin Roche John Dinkeloo and Associates
Vladimir Belogolovsky（下文称为VB）：你的名字发音有些不同，有人会读成“sh”，有人会读“ch”，通过你的姓氏，你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应该是“ch”。
Kevin Roche（下文称为KR）：是的，我是爱尔兰人。当英国南威尔士诺曼人入侵爱尔兰时，他们会用法文说“sh”，而我在法国工作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会告诉他们，那应该念“ch”。
VB：你的父亲是你的第一位客户是吗？
KR：是的，在战争之前，他和大约500位农民合作建立了一个农民合作社，这些农民们会带着牛奶来制作奶酪和黄油。他也参与了许多建筑项目，当时我还很年轻，他就让我设计几座建筑，其中就有奶酪仓库。
我从小在爱尔兰南部成长，在那里几乎没有建筑师，只有工程师，当地人认为，设计建筑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我开始上学，我在学校图书馆看书，碰巧看到了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明灯》，这让我开始对建筑产生兴趣。又一次，我决定设计一座教堂，因此我画出了十字平面，在我认为这看起来比较霸气。但是当我给朋友看时，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每座教堂都是十字形式吗？”（笑）
Cummins Engine Company, Columbus, Indiana, 1973 Kevin Roche John Dinkeloo and Associates
VB：很厉害！
KR：还有另一个项目，是奶酪制造的副产品。这种产品一般都被扔掉，但是我父亲决定用来喂猪，因此我需要设计一座养猪场，那时候我才17岁，啥也不干到处跑。我的设计极具功能性，主要以养猪场的工作流程为基础。后来我也负责监督施工。在建造一面混凝土墙体的时候，我让工人一直增加高度，结果它突然塌了，于是这也是我学到的另一课。（笑）
VB：1945年，你从都柏林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在都柏林工作，后来在伦敦又与现代主义建筑师Maxwell Fry合作。在1948年，你申请了哈佛、耶鲁、伊利诺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然后都被录取了。那么你为什么会选择密斯的学校而不是去哈佛学习？毕竟格罗皮乌斯曾经是Maxwell Fry的合作伙伴。
KR：我很想向密斯学习。在战争期间，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我没有看到密斯的作品，只是在书中感受，我觉得他很了解自己所做的东西。相反，我反而没感觉到英国人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记得Maxwell说过：“噢，这么做不是很有趣吗？”
VB：所以你觉得英国人很让人头疼。
KR：建筑不仅仅是乐趣，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密斯非常严肃，因此我很想见到他。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录取我，但是我的确考上了。这个班级只有12人，都来自不同的国际。密斯坐在椅子上，拿着雪茄说：“做这件事别无他法。”他很严肃，也对自己的想法很清楚，这让我很受启发，某种程度来说，这来源于古典主义。我能理解是因为我受过古典主义教育，而他的建筑其实也来源于古典主义。
Headquarters of Bank Santander Campus, Madrid, Spain, 2005 Kevin Roche John Dinkeloo and Associates
VB：然后呢？
KR：他的作品与人无关，古典建筑也与人无关，这只是一种仪式感，但是并不是人的仪式感。建筑应该是像包豪斯那样的纯粹几何。这不关乎社区感的创造，也不关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
VB：在密斯的课堂中，你应用了坡屋顶，这非常勇敢，他是否有嘲笑你？
KR：我这样做是为了抗议，他用德国口音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VB：他不喜欢解释。
KR：也不是，他非常棒，我很崇拜他。他给建筑界带来了全新的感知方式。他的作品思路非常正确，在和他相处的6个月时间里，对我来说获益匪浅。
Courtesy of KRJDA
VB：那么密斯教给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KR：他说传授的内容只是个开端，并不是结尾。生命还在继续，建筑师有巨大的责任来帮助人们和平共处。
VB：在此之后，你并没有再回过学校？
KR：是的，我直接开始工作了。我去纽约是因为我想要参与Harrison & Abramovitz的联合国大楼项目。首先，我只是帮忙协助他们，后来才开始绘图。
VB：在沙里宁的密歇根工作室里，你呆了超过10年，在1954年，你成为他的主要设计合作者，一直到1961年他去世。那么他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物吗？
KR：是的。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由于汽车产业，底特律的建筑发展非常活跃。我们当时的项目是建造通用汽车中心，这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项目。其设计理念以密斯理论为基础。整个建筑非常简约。麻省理工学院的礼堂也是一个好项目，从沙里宁那里我学到的是有条不紊的思路，并且不断地提问与研究。当你坚持做下去，想法也随之而来。但是这要以大量的研究为基础。
VB：在研究之前他没有想法吗？还是处于偶然？
KR：很少。
VB：TWA航站楼怎么样？它的形式很纯粹，看起来就像是灵光一现。
KR：是的，这是极少数了。当然，耶鲁大学冰球馆的很相似。我们在这些想法之前也做了许多研究。他的策略有条不紊，同时也有着很好的逻辑体系。我想，形式就如同音乐，你试着创作，旋律便已出现。同样的，你按照逻辑进行工作，然后忽然灵光乍现，突然所有事情都敲定了。
VB：1966年，在完成沙里宁的项目之后，你和John Dinkeloo将事务所的名字“Eero Saarinen and Associates”改成了“Kevin Roche John Dinkeloo and Associates”，你能就此谈一谈吗？
KR：在当时我们完成了沙里宁的所有项目，然后开始着手进行诸如奥克兰艺术博物馆等新项目。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有新项目做，否则事务所就要倒闭了。在沙里宁的最后一个项目杰佛逊国土扩张纪念碑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就改变了事务所的名字。后来John Dinkeloo负责施工，而我负责设计。
VB：你是否认为建筑是环境的延续，而非沙里宁的标准美学理念？
KR：两者皆是的。你不能不把建筑看做是美学理念，因为它确实时一种没血。但是建筑又不仅如此。社区感也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些抽象的概念。一些东西建立之后，你如何想象他们是什么呢？建筑关乎艺术，也关乎社会服务。
作者简介：
VLADIMIR BELOGOLOVSKY是纽约非营利Curatorial项目的创始者，他在纽约库伯联盟学院学习建筑，并且著有9本著作，其中包括、《New York: Architectural Guide》（2019年）、《Conversations with Architects in the Age of Celebrity》(DOM, 2015)、《Harry Seidler: LIFEWORK 》(Rizzoli, 2014)、《Soviet Modernism: 1955-1985》(TATLIN, 2010)。另外还有许多大型展览，即2012年的世界巡回展览“Harry Seidle：绘画建筑”，2017至2018年的“Emilio Ambasz”、2016年起的“Sergei Tchoban”，还有200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俄罗斯展馆的“象棋游戏”。 Belogolovsky还是柏林建筑杂志“SPEECH”的美国记者，在2018年，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受邀学者，并且曾经在超过30个国家的高校和博物馆进行演讲。
Belogolovsky的专栏“理念城市”为ArchDaily的读者介绍了他也世界知名建筑师的对话，自2002年起，他采访过超过300位建筑师，而这些密切会谈也成为了场地的特定装置，这些装置由对话记录和一些言论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