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昧是南越首位国主赵佗之孙，也是南越国第二位国王。南越享国93年历任五位国王，由于与中原的隔离，关于南越国历史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史料所载寥寥无几。南越国以前，岭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有青铜器、陶器两种制造业，这从战国和秦代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已经得到证明。从南越王墓考古的文物来看，南越国时期岭南手工业部门迅速扩大了。
1983年，古代南越王赵昧的墓葬在广州象岗山被发现，这座古墓距今已有2100多年。赵昧是南越首位国主赵佗之孙，也是南越国第二位国王。
南越王墓葬的发现，是岭南考古的重大成果，其中出土了1000多件随葬器物，里面不乏精美的国宝，比如 “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角形玉杯”、“角形玉杯”，不过相比这些有价值的实物，它所具备的文化意义更加难以估量。
通过这些文物，传递给我们的是以往知之甚少的古南越国的可靠信息。
南越享国93年历任五位国王，由于与中原的隔离，关于南越国历史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史料所载寥寥无几。
仅有“番禹，亦其一都会也。珠璐、犀、玳瑁、果布之凑”和“南粤食蒙蜀构酱”、赵佗及赵婴齐给汉高祖、汉武帝献岭南异物等寥寥数条记载。
解放以来，岭南的考古也曾发掘了大量的秦西汉前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南越国时期的文物，但是不管从出土文物的数量来看，还是从时间性和代表性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墓葬能和广州南越王墓相比。
南越王墓不但级别高，而且时间上是南越国晚期的墓葬，因而它最具有典型性的意义，是南越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缩影。
从南越王墓以及里面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具体能告诉我们很多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铁器的使用已经普遍，岭南已出现铁器的锻铸业。就中原地区来说，到了春秋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秦朝统一岭南以后，铁器自然会大量传人岭南，不过以往只是有这样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文物证据。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大型的南越式铁鼎、七十多件治简铁工具，成捆的铁剑、铁矛、铁戟、铁弓和完整的铁恺甲。
铁器不仅数量大，而且遍及生产工具、生活器物、军事装备各个领域，再一次证明当时的岭南地区已经进入了铁器使用时代。
而由本地制造的南越式大铁鼎，说明南越国时期岭南已经有了自己的锻铸制铁工业。
虽然这时岭南这时未必出现了自己的冶铁业，但是，锻铸制铁工业的出现，意味着离冶铁业已经不远了。
其次是手工业的发达，工艺水平提高，出现不少珍品。南越国以前，岭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有青铜器、陶器两种制造业，这从战国和秦代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已经得到证明。
从南越王墓考古的文物来看，南越国时期岭南手工业部门迅速扩大了。
不仅有铜器和陶器制造业，而且有了漆器，竹木器、纺织等制造业。还有金、银、玉器的加工业，造船业也有了发展。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千多件器物中，除有精美的青铜器和陶器外，玉器就有玉衣、透雕玉饰、玉磺、玉璧、玉灯具、玉印、玉管、玉环、玉剑具、玉舞人等十余种。
金器有金印、金珠、金箔片、金带钩、金饰片、金杯形器等多种。银器也有银盒、银匹、银珠、银带称银饰品等。
至于漆器，木器和丝织物，绝大部分虽已腐朽残损，但从出土现象规察，其入葬时的数量，完全可以同马王堆轶侯墓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
从这些器物的制造工艺技术来考察，其水平也很高，不少器物造型别致，刻工精细，是同类器物中的珍品。
比如一面直径30厘米的带托铜镜，其铸造工艺之精巧更为罕见，用这种工艺制作的铜镜，在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
又如一盏玉灯具，灯具以铜盘为座，盘沿有银蛇三条，张口共衔一玉灯，其造型之巧，工艺之精，在西汉考古中亦属首次发现。
至于玉衣、玉剑具，大玉璧等不少是汉玉的珍品，全国之冠。
然后，还能看出对外贸易的发展。南越国背靠五岭，面临南海，具有海外贸易的天然条件，而越族人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声誉也早己名声在外。
伴随着南越国的造船业兴起，以番禹、徐闻为主要对外贸易港的海外贸易交往也发展了起来。
在过去的文物考古中，南越国时期广东的墓葬中已普遍出土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器物，证明南越国的对外贸易已比秦朝发展了很多。
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象牙、象牙器物、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器物，这些多不产于中国，显然是海外贸易的舶来品。
可见，日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开辟，正是在南越国时期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另外，还证明了汉字的传播过程。秦朝以前岭南没有文字，秦国统一岭南后汉字开始传入岭南，到南越国时期，汉文字已在岭南流行。
在南越国时期的岭南墓葬里，出土的木牍、木简、印章以及器物表面都印有汉字，说明汉字已经开始流行。
在南越王墓里，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印文。共有十九枚印章，从印章到封泥，以及铜器、陶器上，都篆刻着汉字，证明了汉字的流行。
除了以上这些，在南越王墓里还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如一套十四件的铜钮钟，一套八件的铜甬和铜磐，都是中原式样，与岭南的“越式”区别很大，也证明了汉文化传播的深度。
秦朝以前，岭南地区的文化很落后，秦统一岭南以后，先进的中原文化才开始传播到岭南。
南越国时期，由于南越王赵伦大力提倡并传播汉文化，中原汉文化更似前所未有的规模南传，深刻地影响着岭南地区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
对于南越国时期汉文化南传的情况，过去的出土文物已有一些佐证材料，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不但丰富了这些材料，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物证。
这些可以证明在南越国时期，中原汉文化的南传已经程度很深，从文字到艺术，从物质到思想，几乎遍及了整个社会，这些对于研究古代岭南文化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