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说患老年痴呆症后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母亲不识字，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玩牌了。刘大奶奶、螺丝转二奶奶、豁子牙大娘，她们是奶奶的铁杆牌友，缺一不可。这两天的空儿，没牌局，我就跟着奶奶与刘大奶奶拐磨。有一年我回家，去刘大娘家串门，看到她用双手端着一只高凳子走路，腰弯得变了形，我心里着实难受了许久。刘大娘与刘大爷都已去世多年了，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温暖的人。
文：古岸云沙
图：来自网络
这两天与母亲打长条（麻将纸牌），没想到她还知道如何去赢牌，真是出人意料，年前二姨拿牌来时，让她学着重新认牌，她还有点不耐烦，说是不会了，不想玩。也不知是这半年的中药起了作用，还是吃了保健品的原因，居然能够耐得住性子玩几把了，真是一件让人特别意外的事。
奶奶活到九十六岁，一直到八十多岁，还在斗牌，大娘活着时，每天都会坐在阳台的小方桌上摆弄牌，接对子。这大约也是锻炼脑子的一个方法。
大夫说患老年痴呆症后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母亲不识字，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玩牌了。二姨说她们村子里有个老太太，儿女都不认得了，每次女儿去看她，问她自己是谁，她都回答：九条。她的记忆里只有那些长条纸牌。
农村里像我母亲这个年龄，不会打长条的不多，每到农闲，过年那几天，一年的辛苦暂时放下，打牌便成了唯一的娱乐方式，家里老老少少的都要开两桌。
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有牌场，因为有奶奶在，我们家的邻居、近门子，都会找奶奶打牌。刘大奶奶、螺丝转二奶奶、豁子牙大娘，她们是奶奶的铁杆牌友，缺一不可。
我小时候特别馋嘴，跟着奶奶睡觉，总想着奶奶有好吃的能够吃上一嘴。奶奶每天晚上打牌打十二点多，我一个人睡觉害怕，就会等在她旁边，看她打牌，等着她一起去睡。看久了，就会了。
她们来一分二分一胡的，每隔几天，奶奶与豁牙大娘或者螺丝转二奶奶都会因为一分二分，没有算清楚的账吵那么几嘴，豁牙大娘与二奶奶娘家一个村子，两个人都小气，奶奶爱较真，只有刘大奶奶比较安静，不吵不架，也不参与。
所以每次都是以奶奶发了小脾气而散场，然后撑不到两天，豁牙大娘又上门去撺掇，婶子长婶子短喊个不停，奶奶就心软了。这两天的空儿，没牌局，我就跟着奶奶与刘大奶奶拐磨。三个人打牌叫拐磨。所谓的门里出身，不懂也会三分，其实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
有一阵子我打牌入了迷，每天中午上学之前，必须得和奶奶拐一会磨，否则就不能安心地去上学，放了学，首当其次是玩一会，才写作业。当然后遗症也很明显，四年级考五年级数学只考了四十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自己感觉有点丢脸，从那一年彻底戒了牌瘾。
我母亲有个经典的故事是说她祖父的，那时候她们家应该是地主，她祖父天天赌，从家里往外偷粮食，有一回赌得大了，一夜间输掉二亩绿豆地。第二天，她祖母去地里摘绿豆，刚走到地头，就被人叫住了，这地已经不是她家的了。等到划成分的时候，家里输得一亩地也没有了。说起来也算是侥幸了。
对于穷人来说，打牌只能算消遣。时代在进步，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电视，电影，游戏，旅游，唱歌，跳舞，哪一种方式都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打牌仍然是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之一。无论是新世纪广场还是儿童乐园，几乎都少了成堆儿打牌的老年人。
母亲年轻时候忙农活，对于打牌还不是太热衷，也不太擅长。父亲去世之后，她一个人太寂寞，常常邀了邻居的大娘们一起打牌，前庄的刘大娘与母亲关系不错，常去家里陪母亲打牌，有一回下大雨，夜里很晚了，母亲留她住下，她不肯，惦记家里的大爷。回去的路上，摔了一跤，跌在一个泥窝里，从此就瘸了。
有一年我回家，去刘大娘家串门，看到她用双手端着一只高凳子走路，腰弯得变了形，我心里着实难受了许久。她家的那个大爷更显老，六十多岁，看起来像八十岁，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我还记得小时候，每次去上学的路上遇到他，他都不说话，摸一下我的头，笑一笑，就走了，有好多年，我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岁月真的好残忍，它总是把最不堪的一面展现给你，让你不知不觉忘记了它的善意与美好。刘大娘与刘大爷都已去世多年了，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温暖的人。
我父亲也喜欢打牌，他是半路出家，大约四十岁才学会打牌，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久坐对他的身体并不好，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爱惜，大约也是因为病的缘故，更加放纵了自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样子。
父亲每天放了学之后就去牌场，尤其是周六周日，没有课上，更加入迷。他又喜欢下庄，牌艺不精，所以输钱的时候居多。当然赌注也不是太高，一毛两毛的，饶是如此，也常常被母亲责怪。日子过得太拮据了。
有个周末，我从学校里回家，大约是高一年级，母亲带着弟弟去了姥姥家，晚上住在了姥姥家，那是她自结婚以来第一次住娘家。周六父亲打了一天的牌，晚饭是我做的，吃晚饭的时候，我对父亲说：晚上不要再打了，身体受不了。父亲答应了。
等到我疯玩了一圈回家，路过螺丝转二爷爷家的大门，看到屋子里灯火通明，父亲又坐上场了。我的气就上来了，站在门口对父亲说：你答应不来的，明天早上我不做饭给你了。那时候我还是个“认真的叛逆的小孩”，父亲的言而无信让我气急败坏。
父亲也生了气，第二天，我做好面条喊他吃饭时，他把一瓷盆的面条都摔了，花瓷盆“轱轱辘辘”跑到了墙角里，面条撒了一地。刚好我们家亲戚来家里借水泵，被我们爷俩的气势吓坏了，水泵没借成，转身走了，把母亲给叫回了家。母亲说没住过娘家，第一次住，就闹出了事，我们俩都不让她省心。
回到学校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等下一周末回家时，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读着我的信，蒙着头在被窝里哭了好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写了啥。
这期间父亲去学校找了我一次，父亲是来看病的，顺道来学校，给我道歉。我们教室的前边，是一片荒草地，我站在那里，脚下的青草被我的鞋子挤出了嫩绿的汁水，非常地浓郁，我一直盯着我的脚，不说话。
父亲说了很多。那是我第一次与父亲正式交锋。从小到大，我一直敬畏的父亲，在我面前，放下了他作为父亲的尊严，我像个无赖一般，不肯抬头。在那一刻，我不再害怕他。也是在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了，我与父亲有了平等的交流。
那是我们父女第一次心灵的碰撞。此后岁月，磨难重重，历经沧桑，我一直坚守着，除了责任，更多的还是父女间的那份相知，让我无以回报。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这一次是换了身份，父亲离我而去，而我守在路的这一端。
我还有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