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形象被生动地塑造出来，令人感动和难忘。按理说，跟剧中男主角实际的年龄差距不小。这场戏场面很大，要求现场参加的群众很多。《大浪淘沙》从改编、拍摄直到修改发行，可谓一波三折。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影片的拍摄和修改，陶铸同志曾4次亲临指导。早在影片开拍时，剧组就以集体的名义写信给陶铸同志。有统计说，当年《大浪淘沙》的观影人次有20亿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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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旅游景点
来源：人民日报
开栏的话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部部红色文艺经典，刻印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接续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先进事迹，刻印着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本版今日起开设“品味红色经典”栏目，讲述红色经典的魅力，分享“我”与红色经典的故事，还原记忆中的经典作品、经典形象，为奋斗新征程凝聚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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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这首广为传唱的《工农兵联合起来》，生动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革命者的豪情，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唱到了家喻户晓的电影《大浪淘沙》。
我参加《大浪淘沙》拍摄是1963年。因为各种原因，电影一度停拍，直到1965年才完成拍摄，1977年同观众见面。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讲了4个年轻人在革命大潮中追求、奋斗和分化的故事：1925年，青年靳恭绶、顾达明、杨如宽，与在途中救起的逃婚的余宏奎，一同进了山东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们在共产党员赵锦章老师的启发教导下，开始接触革命活动，并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大革命的风口浪尖，有的人投身革命，有的人却投降了敌人。影片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形象被生动地塑造出来，令人感动和难忘。
正如有评论提出的，《大浪淘沙》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再现了大革命前后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编导者让主人公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探索、追求、拼搏，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历史的筛选，并以不同结局表明：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大浪淘沙》根据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的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改编。影片拍摄前，我与时任上海市房管局党委书记的朱道南已经相识。他是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亲身经历了“马日事变”“广州起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写的就是他和战友们早年参加革命的斗争经历。
导演伊琳是我在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老战友、老同事。他是我领悟电影艺术的启蒙老师和入党介绍人。他认为男主角靳恭绶无论外形还是性格都适合我来演，千方百计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
初稿剧本名为《在洪流中》，由伊琳联合朱道南和于炳坤改编，打磨到第五稿后叫《革命洪流》。在改编中，伊琳独辟蹊径地以四兄弟结拜为引头，与原来写实的回忆录主要情节出入很大。夏衍看过剧本后，建议以剧中几个青年人的不同人生道路来明确片名，最后以“大浪淘沙始到金”为立意，定名为《大浪淘沙》。
来到珠影厂后，我按照伊琳导演的悉心指导，对塑造靳恭绶下了不少功夫。我拍这部戏时32岁，全部拍完35岁。按理说，跟剧中男主角实际的年龄差距不小。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我每天一大早起床，就围着大院跑步，加强体能锻炼。有一次，拍了一整天戏，我们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扮演老大哥的简瑞超，从河里摸了很多鱼，大家赶紧用脸盆装起来，捡些杂草干枝，架起来用火炖熟，才美美饱餐了一顿。
我们的外景拍摄去过长沙、济南、青岛、武汉等故事发生地。影片中收回英租界的戏，是在天津五大道拍摄的，因为实际的地方早已不是往昔模样。这场戏场面很大，要求现场参加的群众很多。天津有关方面特地批准封锁了五大道的半条街，置景工人连夜布置成当年的汉口江岸海关。除了群演，天津各文艺团体的许多演员都出了镜。
在济南拍戏时，有一场戏需要马队，济南找不到，就从边防部队调来8匹军马实拍。经过导演的设定，再加上后期制作时镜头剪接的处理，似乎有数十匹马出现一样。我在济南老火车站讲演的虚化出场，就一两个有效镜头，也是折腾了大半天。伊琳导演的要求实在严格。
到1964年9月，《大浪淘沙》的第一批样片冲洗出来，开头和结尾的部分外景都没有拍。这时候，我突然双眼看不见东西了！
那天正是拍“马日事变”的戏。我背着史进扮演的受了伤的老师赵锦章，一层层逃过叛军的严密追捕，来到一处废弃仓库。很快叛军追杀过来，我赶忙打开窗户，想拼死把赵锦章背出去，可窗口被一根根铁条焊死了。
实拍的铁条是用橡皮制作的道具，我必须做出很使劲的样子。那时，在窗外的镜头正对着我，我绷着脸，咬着牙，铆足力气扭弯铁条。只感觉，血往头部一个劲儿地翻涌，我就两眼冒金星，晕倒了。更糟糕的是，头脑很清醒，知道大伙纷纷来扶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医生说，这是连日劳累，又严重缺乏正常的营养供给而出现的眼盲，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可以恢复正常视力。卧床休息，短期内又不能拍戏，我们的拍摄只好延后。
细心的观众能够发现，我在这部电影里，不同的场景，甚至相同连贯的情节中，胖瘦明显不一样，就是反反复复重新拍摄的缘故。感谢摄影师煞费苦心，用不同的机位和角度，尽可能地缩小差距。
《大浪淘沙》从改编、拍摄直到修改发行，可谓一波三折。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影片的拍摄和修改，陶铸同志曾4次亲临指导。在有关领导的建议下，我们认识到，电影虽然是讲述历史，但故事片完全不同于纪录片，一定要综合，要取舍，要艺术加工，不必拘泥于历史事件，电影艺术化才好看。
早在影片开拍时，剧组就以集体的名义写信给陶铸同志。我们这个戏，写的是1925年的事情，而陶铸同志参加过1927年的广州起义。故事不一样，年代大致相同，我们想请他讲讲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后来，陶铸同志来到珠影厂，畅谈了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广州起义的亲历，还介绍了反映当时武装斗争的回忆录、中短篇小说及文章，建议大家抽空看看，提升塑造角色的水平。
1965年12月底，摄制组如期完成任务时，我已经回到北京。随后就听伊琳导演打来长途电话说，样片长达两个小时，多位领导一起到珠影厂看片。有领导提出，靳恭绶救赵锦章一段，“不要把我们的英雄人物写成‘大力士’，可以改为用枪托砸窗户，或者用其他的肢体动作来铺垫”。听伊琳导演讲到这里时，我不禁百感交集，为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感动，也做好准备再赴珠影补拍。
对于这部戏，我是经过3年漫长的陪伴才终于完成，自然非常关注事情进展。后来，我得知周总理也看了样片，并提出很细致的修改意见。
也许是应验了《大浪淘沙》的片名，这部戏反反复复修改，我也十几次来珠影补拍，最终成片一个半小时左右。1977年3月，历经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终于与观众见面！
有统计说，当年《大浪淘沙》的观影人次有20亿之多。人民日报刊登的观众评价说：“影片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大江东去浪淘沙，革命的洪流中也总是有人落荒，有人叛变。自然，也更有人迎风斗浪，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彼岸……长河不止，浪花不灭，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大浪淘沙是革命的真理。”这是我们想传达的理念。
（作者为电影艺术家，刘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