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逃婚被张家视为奇耻大辱，萧红的父亲与宗亲汪家人因此丢尽了脸面。10个月前，汪恩甲跟随萧红的脚步，追到了北平，在一段不为人知的相处下，萧红最终同意了履行二人的婚约。萧红怀孕已经有几个月了，身子逐渐显怀，作为孩子父亲的汪恩甲日日愁眉不展，终于在房东采取强制措施之前选择了向家里妥协。
萧红
对萧红来说，这辈子最大的悲剧，就是无能为力的清醒、走投无路的追寻。
而她却说：
“我这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有人说她是民国最苦命的女作家，终生都在祈求一个倦鸟归巢的温馨港湾，却在亲情、爱情、战争和生活的排挤中，事事皆不如愿。
可这也大抵是对这个女人最大的善意了。
毕竟，在她逝后的数十年的时间里，无数人带着高高在上的悲悯言之凿凿：
“自作自受！”
一个女人31年的悲惨，在世俗冷眼的加持下，就连同情，也带着凛冽的寒风，就像呼兰冬日的那抹阳光一样。
萧红
呼兰区，位于中国东北方向，隶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四季半冬的环境百年未变，在那里生活着的人却换了一批又一批。
1911年的呼兰，自然不如北上南下诸城，弥漫着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百姓照常上街、民众照旧生活，在阳光下，大家朴实坚韧的笑脸似乎让空气中飘扬的灰尘也变得有了温度。
而在萧红笔下，她的家乡、家乡的人是这样的：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
“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
如今呼兰区的萧红纪念馆
在她眼中，生活无疑就是死人了、生病了、卖货了、欠账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些太过消极。
作为上世纪30年代最为知名的女作家之一，被人评价“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自传体式作家”的她，对家庭的记载着实不少。
可是，贯穿一生的自传类文章，多的是其主观自主的感觉。
比如，父亲是一个暴力狂，总是对她非打即骂。
再比如，继母惯会用一双厉眼瞪着她，刻薄犀利的污言秽语更是常从那张可恶的嘴里说出来。
还有不得不提的，她那会用针刺她手指、骂她“小死脑瓜骨”的祖母。
幼年萧红
在家中，她最喜欢的，就是祖父了。
民国作家的笔触向来犀利，她却用尽了骨子里唯一的那点温柔，将从小与祖父相处的过程描述得唯美而动人。
姹紫嫣红的大花园里，一个不过三四岁的女娃娃和一个面目慈祥，笑容温和的古稀老人，正在铲地。
女娃小小的手指握不住锄头的把儿，胡乱捣乱的行为却引得老人连连发笑，笑声飘得很远很远，远到已经成年的萧红依旧能自信满满道：
“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
萧红上的第一所小学 龙王庙小学
北方的女子大气豪迈，东北女子萧红更是向来对自己的喜恶表达得相当明确。
曾经感觉“有祖父就够了”的她在祖父去世后，眼泪淹没了那个好看的大园子，与祖母葬礼时还在搞怪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生活不允许她久久的伤春悲秋，已经18岁的她不知何时有了斗争意识，对随之而来的指婚，她抱有极大的抵制和对抗性。
1930年，不过19岁的萧红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北平读书，借此逃离其与汪家公子汪恩甲的婚约。
也就是从她离开呼兰起，往后的十数年直到她因病去世，都处在漂泊无依、贫穷窘迫的环境下。
萧红
这自然可被看做是个悲剧，不过相较于站在上帝视角的局外人，身处局内的萧红此时心中只有逃脱的欢喜，并无后路的担忧。
女子逃婚被张家视为奇耻大辱，萧红的父亲与宗亲汪家人因此丢尽了脸面。
父亲张廷举想尽办法将她带回家中，却也逃不脱女儿尽力向外奔逃的一颗稚鸟之心。
几个月的软禁毫无作用，家人的威逼利诱被其视作强迫之举，从小的所观所见，没办法让受过高等教育的萧红安心成为内宅中虚度年华的迂腐妇人。
萧红旧照
她的生命应该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爱情，也应该是情意饱和的一抔土中生出的大树嫩芽，从单纯到热烈，从坚韧变得强大。
不管如何，都不该是两家家长坐在一起，越过当事人，只两个时辰便决定的草草大事。
她拼命地逃，她想和青梅竹马的表哥逃出家人的桎梏，表哥却在家人流言的压迫下选择回归家庭。
她想证明自己无需家族的供养也能活得风生水起，却在流浪许久之后，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选择与曾经想拼命摆脱的未婚夫汪恩甲，无名无分的住在了一家旅馆里。
民国饭店旧址
那时二人的关系很尴尬，可是正处在冬日暖阳下的情侣并不知晓此时的关系有多戏剧化。
10个月前，汪恩甲跟随萧红的脚步，追到了北平，在一段不为人知的相处下，萧红最终同意了履行二人的婚约。
可若是就这样遂了萧红的愿，对悲剧格外偏爱的命运便不遂愿了。
汪恩甲的家人对这个曾经的媳妇早已没有了曾经的欣赏与喜爱，一个任性妄为的女子被悔婚也在情理之中。
她与汪家闹上了法庭，却因汪恩甲想保全家族名声，临阵倒戈，致使诉告失败。
人心冷暖世态炎凉，这是萧红第一次体会到彻骨的寒冷，她再也不能在这个地方安心待下去了，她又逃了。
民国哈尔滨街景
20岁的女孩子三观未立，只知道摆脱痛苦的方式应该是脱离，却不知病痛已深入骨髓，悲剧一直在向着命定的方向前进。
萧红的胞弟张秀珂（萧红原名张廼莹）曾不理解为何姐姐如此“小题大做”，却在日后诸多磨难后，渐渐知晓了她的身不由己。
选择依附曾经未婚夫的萧红与汪恩甲倒是过上了一对正常夫妻的生活，可渐渐地，却因窘迫的经济环境和旅店老板日渐不善的催债声中被压弯了腰。
二人欠了旅馆五百元的旅费，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战乱四起，军阀盛行，贫寒之家将一块钱掰成八瓣用，两位从小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却在不知柴米贵中欠下了累累重债。
萧红怀孕已经有几个月了，身子逐渐显怀，作为孩子父亲的汪恩甲日日愁眉不展，终于在房东采取强制措施之前选择了向家里妥协。
萧红
他向往日一样抱着萧红，温言软语告诉她，要去家里拿钱还房费，要供养我们的孩子，要给你最安定的生活和环境。
你再等等我，我很快便会回来。
被移到偏僻阴暗阁楼上的萧红满眼情谊地看着爱人远去的身影，心中满是信任幸福，她从未怀疑过他，更未想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汪恩甲失踪了。
至少萧红再未见到过这个男人。
“他究竟去哪了”？后人同样疑惑。
诚然，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其抛妻弃子的可能性高于99%，但是也并不证明那1%的可能性不存在。
一个人在回家的途中因迷路、抢劫、战乱波及而失去踪迹的情况很少，但是1931年，这种事也不算少见。
至少有人曾说有确凿证据证明汪恩甲确实是失踪而非故意消失。
不过，萧红便彻底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
散步的萧红
更可怜的是，她不仅没有一起赴死的猎物，甚至还带着一个小猎物。
旅馆老板不让她离开，甚至不让她出门。
怀孕的萧红本就容易心思郁结，更是在听到老板商量与之名字关联的“妓院”二字时瘫软在地，不知如何是好。
她给驻扎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写了封信，将事实、危机、心境通过乱糟糟的书信传递给了副刊编辑裴馨园。
本以为只是病急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却没想到，马还真的被医活了。
报社派了个人常去看她、安慰她，甚至帮她与旅馆老板转圜钱财之事，朝夕相处之下，萧红与那位使者，衍生了些许不明不白的情丝。
这是她的第二个恋人——萧军。
萧军
萧红与萧军的爱情在民国文人之中影响力着实不俗，除却在双双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还有他们感情中的不合时宜与格格不入。
1932年，松花江决堤，在湍急的水流中，无数人与江水争斗着背道而驰，那些逃不脱的房屋建筑便成为了灾难中唯一岿然不动的战士。
旅馆被淹了，萧红的欠款实在太多，好说歹说下也万万没有放萧红离开的理由。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萧军找了一条小船，将怀孕的萧红从窗口“偷”了出去。
萧红与萧军合影
但是那时，在萧红眼中，船上狼狈的萧军定然与那驾着七彩祥云的意中人一般无二，马上就要逃出去的兴奋盖过了一切世俗的限制，包括欠债不换。
二人的钱财不多，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供养不起，只能送人。
这在当时很常见，萧红忍痛将孩子送出去之时，怀孕、生子、孩子等标签在她心中，变成了恶臭的贬义词，甚至带着鲜血。
她与萧军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感情中或许没有她曾经向往的轰轰烈烈，就那样自然而然，甚至二人都曾毫不避讳的直言：
“她单纯, 淳厚, 倔强有才能, 我爱她, 但她不是妻子, 尤其不是我的。”
“我爱萧军, 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 在思想上是个同志, 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军与萧红合影
贫贱夫妻百事哀，萧红从那个被淹没的旅馆，换到了一个没有被淹没的旅馆。
在那里，他们将“穷”字演绎到了极致。
五角的铺盖桌布那是万万不能买的，因为只一角钱便能在萧红最喜欢的那家饭馆点上一道“酱鱼”。
囊中羞涩之时，被生子病痛折磨的萧红却只能喝些白开水充饥。
旅馆外挂着大列巴，大喇喇的挂在那里，夜晚被饿到睡不着觉的萧红甚至在极限拉扯下打起了那些有主之物的主意。
“我饿呀！不是‘偷’呀！”
“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
列巴面包
她最终还是失败了。
这从遥远的异域国度传来的美食着实有些诱人，尽管它又硬又黑，味如嚼蜡。
她实在太饿了。
失败后的第二天早晨，萧军就像那外出觅食的成年家雀，嗷嗷待哺的萧红在家中则想着：
“郎华（萧军）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他们扎身于收入水平很高的写作事业中，也曾因文字行为不符合主流而被当局控制威胁。
温饱尚能解决，可钱囊还“饿”着呢。
许广平、周海婴、萧红、萧军在鲁迅墓前
这种难堪却无能为力的窘况，因一人而改变。
他们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却极其意外地被这位文坛大咖注意到，至此，本还是文坛小鱼小虾的“二萧”一跃成为了其中炙手可热的作家新秀。
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在一篇篇文学作品的牵扯下总是有迹可循的，向来高傲孤僻的鲁迅先生为书作序，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殊荣。
《生死场》是萧红被父亲禁锢在家中时开始提笔的中篇小说，也是她一生最为知名的小说文章，一举打下了她“文界洛神”的美名。
《生死场》以及她日后发表的《呼和兰传》，大多被人多方解读，其中心概念倒是大抵不变的。
作为女人，是悲惨的。
萧红、萧军与友人
《生死场》中她将动物产子与女人生子类比联系，措辞极尽犀利，却好似在讲一件稀松平常的故事，正如她平平淡淡那句：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呼和兰传》中，那个12岁的团圆媳妇勤快乐观，见到萧红总是笑着，却因吃得多、性格辣、不怕生等原因被婆家及那些“好心的姑婆”用土法子活活折磨死。
萧红笔下，书中作恶的人确实一腔“善意”，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相较起她的师父鲁迅，萧红的文章像一把软刀子，虽不锋利，但是刀刀见血。
这源于她从未在亲情与爱情中得到过从一而终的善意。
萧红
正如后来她与萧军因意见不和而分开，怀着身孕正式嫁给了东北作家端木蕻良。
他们的感情是那样的水到渠成，就像曾经的萧军与萧红。
窘境、怀孕、情感、温情，唯一不同的便是端木蕻良真正温润的性格，
与萧军还会打萧红的性格大相径庭。
可惜，这段被萧红认证为“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却只维持了短短四年。
端木蕻良
并非感情上又出了什么岔子，而是萧红去世了。
31岁那年，她因为庸医的误诊错误的进行了一个手术，等到发现不对之时，已经回天乏术了。
她的不甘无需他人解读，临终，在纸上，“不甘”二字被她穿透了纸背，充满了难言的悲剧沟壑。
她去世那年，刚过31岁，甚至还未达到民国平均年龄的“35岁”，对一个不缺钱、不缺名的作家来说，这令人难以置信。
萧红雕像
有人说，她无远观，字里行间大多悲观极端、自怨自艾，从未有过家国大义、激励之语。
可她的一生，难道不是一本不断奔跑、不停追寻的国民女子实鉴嘛。
生于乱世，手下既然没有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天下大观，若是有萧红这样的暗藏锋芒的妙笔之花，谁也不能说有违其“文界洛神”之名。
只是，可惜了。
萧红未婚产子后，和萧军同居住旅馆，进屋第一句话：桌子能吃吗？
欠债还不上就跑路？萧军为救孕中萧红，半夜将她从旅店“偷”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