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31日至9月7日，他奉命率部坚守宝山县城，与日军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姚子青和全营官兵殉国，国民政府军委会追授姚子青为陆军少将。国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军比较多，其实和这种“追授”制度有关。守城第五日，数日激战，伤亡近半，援军、援军。日军已经停止了进攻，但宝山城里只剩下23名士兵。姚子青接到旅长电话，通知他整个防线已经崩溃，命令他立即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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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为了研究当下大陆电影人是如何表现国军抗战的，看了好几场这类题材的影片，看得自己都快要变成"果粉"了——我想，我这样一个被果粉切齿的人都被感动了，何况那些文青小白？不被洗脑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电影中，2017年上映的《捍卫者》是颇有意思的一部，可以同1956年上映的《上甘岭》做比较。
为什么呢？
首先，《捍卫者》其整个叙事模式可以说直接拷贝了《上甘岭》；
其次，两者的故事具有相似性。《捍卫者》表现了淞沪会战初期，国军一个营坚守上海宝山县城的故事；《上甘岭》则讲述了抗美援朝最后阶段，志愿军一个连坚守上甘岭阵地并赢得最后胜利的故事。
最后，这两部电影都有真实的战例做基础，并非向壁虚构。
02
《捍卫者》男主角的原型姚子青，淞沪会战时任国军98师第三营中校营长。
1937年8月31日至9月7日，他奉命率部坚守宝山县城，与日军浴血奋战七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姚子青和全营官兵殉国，国民政府军委会追授姚子青为陆军少将。
国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军比较多，其实和这种“追授”制度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没有“追授”的传统，牺牲者虽众，但“将军”就少多了。
03
《捍卫者》再现了这段历史，应该说主创人员是有诚意的。
白恩饰演的姚子青，瘦削的脸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儒雅、沉静，看上去文弱，眉宇间却隐现刚毅之气。
他在宝山城墙上对父亲被日机炸死的女学生曹素君说：“你有家仇，我有国恨，敌不退，我不退!”
这段话讲得从容而又铿锵有力，出征之前，他已经做了牺牲准备。
《捍卫者》的节奏很快，以“阵中日记”的方式做场景和情节转换——
守城首日，日寇兵临宝山，战事危殆，十万火急。
守城第二日，敌众我寡，走对一步生，走错一步死。
守城第三日，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守城第四日，毙敌二百有余，伤很多，寇暂退。
守城第五日，数日激战，伤亡近半，援军、援军。
守城第六日，援军不至，仲贤殉国。
守城第七日，守土有责，誓与宝山共存亡。
04
也许，正是因为主创人员是有诚意的，《捍卫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悲情。
这是一场开始前就知道结局的战斗，七天，六百人，全军覆没。
这段时间，蒋介石还在南京对李宗仁发出言不由衷的豪语：“要把敌人赶下大海！”但前线却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一点胜利的信心也没有。
每次看姚子青和副营长李仲贤在指挥所绞尽脑汁，排兵布阵，总有汹涌而来的悲悯：这一切终将是徒劳的，这一切终将以他们的阵亡和宝山城的陷落而告终。
守城到了第六日，雨夜。日军已经停止了进攻，但宝山城里只剩下23名士兵。姚子青接到旅长电话，通知他整个防线已经崩溃，命令他立即撤退。
继续留在宝山城，军事上已毫无意义。在日军第二天清晨发起进攻前趁着雨夜的掩护从容撤退，还可以转到其他战线，继续同日军作战，淞沪会战才刚刚开始。
但姚子青决定留下来，独自迎战明天攻城的日军，其他士兵被他感动，也决定一起留下来。
这不是求生，更不是求胜，而是求死！
姚子青最后的悲凉心境和张自忠应该是一样的。
张自忠在接任29军军长时，对部下讲话说：“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找一个死的地方。”
这真是国军中最有情怀的那一小部分人的悲剧：胜利不是战争的目的，牺牲才是战争的目的！
姚子青知道宝山保卫战已经失败了，他也不相信抗战会取得最后胜利！做为国军序列中一位孤独的爱国军人，他只能用死来为后人树立一个榜样。
05
和《捍卫者》不同，《上甘岭》则洋溢着必胜的信心和乐观主义情绪！
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集中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
美军炮兵火力的密度，远远超过二次大战的最高水平，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更不要说淞沪会战了。
在战斗中，我军阵地的山头被美军炮火削低了两米，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我持续鏖战43天，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美军900多次冲锋。
《上甘岭》没有悲情，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在战壕里死不旋踵，却从来没有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志愿军不怕牺牲，但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志愿军的牺牲，从来都是在军事上绝对必要前提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们永远不会主动求死。
06
志愿军战士的必胜信心，来自于他们身后的新生的人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在《评重播〈上甘岭〉：如何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和《〈我的祖国〉为什么令我们泪流满面？》两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重复。
同样的，姚子青在对他的士兵做动员的时候，也谈到了“身后的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更多的论述不展开了，只引用鲁迅先生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中的一段话：“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
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
“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寥寥几笔，勾勒出了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惨状！
这样的中国，如何能够赋予国军必胜的信心？又如何能够激发起国军士兵不怕牺牲的精神？
按照《捍卫者》中闪回镜头的交代，姚子青出身乡绅家庭，生活优裕。他在战前动员时，只问了士兵们的籍贯，却没有问他们在家时都靠什么为生，也没问他们怎样来当的兵。
再问下去，恐怕就比较尴尬了。
本来准备撤退的士兵，掉头回到姚子青身边，喊的口号是“生是三营的人，死是三营的鬼！”
这就对了！激发他们牺牲精神的，是营长姚子青的人格魅力，而不是营长在队列前讲的大道理。
07
《捍卫者》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无论怎样英勇善战，不怕牺牲，都不能免于失败。能够以死来赢得敌人的尊敬，就是至高境界！
《上甘岭》则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元帅语）
今天，当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百年变局的转折点时，我们是应该到《上甘岭》中去汲取必胜的信心，还是到《捍卫者》中去让自己重新沉浸在失败悲情里？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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