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之大唐最铁血一战（安史之乱的三个历史变数）

叛军上下欲战、安史力量最强，安禄山的三镇边军是当时的最强军事存在。除了杨贵妃等少量皇室成员，其他在外的皇妃、皇子、公主、皇孙全部弃之不顾；除了杨国忠等少量官员，大部分朝廷官员毫不知情。于是，唐玄宗只能留下太子李亨和两千人的队伍，向关中父老表明态度：大唐要与百姓共抗叛军。于是，河西节度使李嗣业率军五千赶到灵武，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派兵七千抵达灵武，关键是郭子仪的五万陇右精兵开到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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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之战，二十万唐军喋血疆场。皇帝逃四川、太子逃灵武，安史之乱达到巅峰，大唐遭遇至暗时刻。

于是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

但是，有两个地方还在大唐手中，使得帝国还能勉强维持惨淡局面。一个是河东，半为大唐、半为叛军；一个是河南，唐军与叛军胶着于此。无法全定山西高地，叛军就无法彻底称雄北方；突破不了河南要地，叛军就无法威胁江淮财源。

地利形势，大唐与叛军势均力敌。人心形势，人心在唐不在燕。但是，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欲望和力量。叛军上下欲战、安史力量最强，安禄山的三镇边军是当时的最强军事存在。

大唐要走出至暗时刻，实现逆袭重生，就必须颠覆目前的力量对比，实现西北边军和江淮财富的有效整合。但是，这个过程靠大唐自己是无法完成的，只能等待历史出现变数。

唐玄宗与杨国忠仓皇出逃，而且出逃得极不要脸。除了杨贵妃等少量皇室成员，其他在外的皇妃、皇子、公主、皇孙全部弃之不顾；除了杨国忠等少量官员，大部分朝廷官员毫不知情。阴历6月13日，长安官员上朝的时候，才发现皇帝已经逃跑了。

出逃的队伍，还没逃出关中，就遭遇了马嵬兵变。

愤怒的禁军大兵，直接把怒火倾泻到宰相杨国忠身上，先用弓箭射、再用刀剑砍，肢解完尸体，又用枪把杨国忠的脑袋挑起来、树在驿站门外。

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杨氏宗亲，曾经的天潢贵胄，全都成了死无全尸的刀下鬼。御史大夫魏方进厉声喝止，但声音未落便人头落地。副相韦见素刚一出门，就遭遇了棍棒问候、“脑血流地”。

之后，将士们持刀操剑、立于门外，逼着唐玄宗杀掉杨贵妃。“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乱世天子，保不住宠臣，也保不住爱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贵妃化作泥。

马嵬兵变后，皇帝、大臣与士兵集团，采取了权宜之计，先奔扶风郡。禁军怒火是平定了，但出逃队伍仍旧走不了。他们又遭遇关中父老的拦阻。老百姓自然不会有刀剑问候皇帝，但乌泱泱一片人跪在路上，想走也走不掉。于是，唐玄宗只能留下太子李亨和两千人的队伍，向关中父老表明态度：大唐要与百姓共抗叛军。

皇帝玄宗去了四川，太子李亨去了灵武。随即李亨在灵武继位，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李亨不继位也不行，大家跟皇帝干才能为大唐朝臣、大家跟太子干只能是太子党。所以，为了能够聚拢力量，李亨也得登基继位。但是，李亨在灵武的局面，比唐玄宗还惨，因为他马上就得直面叛军。

从平凉马场，李亨收集了几万匹战马。但是，这没用。因为太子手中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多人，看马都看不过来。而追随李亨而来文武官员，连三十人都不到。两千长安禁军、五百当地募兵，还有不到三十名的文武官员，这就是大唐肃宗朝的起家班底。

皇帝和太子总是有区别的，灵武继位的李亨，得尽了天下人心。于是，河西节度使李嗣业率军五千赶到灵武，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派兵七千抵达灵武，关键是郭子仪的五万陇右精兵开到灵武。唐肃宗李亨，终于有了可以活下去的力量。只是可以活下去，因为安禄山的东北边军才是当时的最强军事存在。

军队有了，根据地有了，然后就得建班子。因为灵武既是朝堂又是前线，既要指挥全国又要直面叛军，必须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在用人这方面，李亨的水准要在唐玄宗之上。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州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镇守太原，第五琦为江淮租赁使、负责漕运赋税，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好友李泌为侍谋军师、元帅府长史。

这个班底非常硬。郭子仪和李光弼是能战之将，河东以及关中前线，有这两个人就能搞定。第五琦是萧何式的人物，只有他能担当理财重任，组织江淮财富输送前线。肃宗好友李泌，则是个张良式的人物，能够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李泌的战争规划能力，不仅确保了大唐能够立于不败，而且转守为攻、形成了一种战略攻势。他总共下了三步棋：

第一步是河东、关中布局，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利用山西高地打击河北；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把叛军压在长安、洛阳两京。

第二步是草原、河北布局，肃宗次子李倓塞外迂回、取范阳之北，李光弼河北直上、取范阳之南。

第三步是长安、洛阳布局，在实现前两步后，四方大军会师两京，把叛军彻底消灭在长安和洛阳。

实际上最有威力的是第一步，简单解释就是：放着两京不打，把叛军困在范阳与两京这条线上；出击河北则两京叛军来救、出击两京则范阳叛军来救；调动叛军在范阳至两京的千里战线上来回救火，所谓“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

这是一个能够彻底消灭叛军的谋划。但是，唐肃宗没有采用，因为他跟唐玄宗一样，就是心急，非要赶紧收复两京。所以，大体上只采纳了前两步，而且采纳得也不彻底。于是，大唐只能在至暗时刻中徘徊。而且，至暗时刻继续向着更暗淡地局势发展。

先是宰相房琯力主反攻长安，于是房琯书生之见做了第二个赵括，长安之战损兵四万；再是镇守江陵的永王谋反，安史之乱未平，大唐还要抽出力量平定永王叛乱；还有就是肃宗的次子与长子的宫廷斗争，导致李倓被肃宗赐死。

李泌虽有奇谋，却也挽救不了这个惨淡的局面。如果安禄山能够宜将剩勇追穷寇，帝国只能灭亡、大唐只能改朝换代。

李泌的奇谋要落地，必须得有两个前提。

一个前提是军事上，大唐必须能跟安禄山的叛军打成平局。叛军追着唐军打，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什么奇谋也没用，因为力量是根本。

另一个前提是财政上，无论是朔方军、河西军还是安西军，都不是自带粮草来打仗的。没有可供平叛的财富，不仅无法平叛，而且连生存都不可能。

但是，恰恰就是这两个前提，全都出了问题。

公元757年正月，史思明率十万大军围攻太原。李泌奇谋是守太原、出井陉，但是现在的局面是太原马上守不住，而太原守不住、河东就不保，大唐将彻底丧失山西高地。所以，李泌奇谋这时候只能是书生之见。

也是在公元757年正月，叛军河南节度使尹子奇率蕃汉联军十三万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李泌奇谋的财政前提即将破产，拿下河南之后，叛军就可以进攻江淮财源。只要控住荆襄要地，大唐即便还有可战之兵，也无可战之财。所以，李泌奇谋这时候仍旧只能是纸上谈兵。

根本的原因，就是力量。叛军是最强军事存在，所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大唐要实现逆袭，必须首先在力量上实现逆袭。但是，这个根本原因，大唐真心无力扭转。

力量是根本，但是历史却总有变数。而且，历史的变数，往往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时候有两个变数发挥了作用，让大唐能够生存下来。

一个是形势上的变数，这个变数不被注意，但是很重要；另一个是偶然性的变数，这个变数往往被解读放大，但确实发挥了作用。

第一个变数就是攻入长安的安史叛军不打了，而且内部还搞起了分裂。蕃将阿史那从礼，抢完战利品之后，就带着所部五千人跑回草原享受富贵了。身在中原但心系草原，抢了钱、不回家，岂不是衣锦夜行。

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自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叛军利益集团，能为了利益跟安禄山一起造反。但是，一旦利益实现，他们可没有为安禄山统一山河的志向，甚至安禄山本人也没有。因此，大唐至暗时刻，唐玄宗入川，虽然跑得很曲折，但是叛军不追，所以能跑掉；肃宗灵武继位，虽然仅是个几千人的临时政府，但是叛军不攻，所以能壮大。大唐在至暗时刻不灭，不是大唐的生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安史叛军要钱不要命。

禄山闻向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益思唐室。

安禄山手下的蕃汉将士如此，安禄山也同样是一丘之貉。攻入长安后，他不去痛打李唐王朝这只落水狗，而是跟长安百姓较劲。玄宗出逃后，长安府库和宫中宝物，被长安百姓趁乱抢走不少。这是长安百姓在发安禄山的战争财，这个肯定不允许。在安禄山看来，这是百姓们触碰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然后就是大肆抓人，非要让百姓把抢走的财物吐出来。“铢两之物无不穷治”，就是一铢钱、一两银都不允许。

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仔细揣摩安禄山造反的目的了，是为了江山还是为了财宝？汉人造反最可怕，因为大多是为了江山，他们能够想象江山的意义；胡人造反不可怕，因为大多是为了财宝，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有财宝。

第二个变数是一起宫廷谋杀。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伙同严庄、李猪儿乱刀砍死安禄山。其后，上下同欲、团结一致的叛军集团，立即出现了分裂。

这个变数的意义其实不大。因为安禄山死后，安庆绪及安史叛军并未立即崩溃，而且仍旧很强势。安禄山刚死，安庆绪就发动了河南之战，派尹子奇举兵十三万攻睢阳。叛军利益集团的战斗力，并没有因为安禄山的死而瞬间瓦解，甚至打蛇打七寸，直接奔着大唐的江淮财源动手。

但是，安禄山之死却在山西战场上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史思明围攻太原的十万军队，不打了，直接撤了回去。史思明为什么不打？一个原因，史思明可以为主公安禄山抛头颅、洒热血，但可不见得会为安庆绪效力，安庆绪的威信压不住史思明。另一个原因，不用史思明撂挑子，叛军谋臣严壮直接向史思明下达了命令，让他回范阳看家，即所谓以固根本。实际上，安庆绪和严壮，只是担心：史思明占据山西后，尾大不掉、难以控制。

保住了河东之地，位于灵武的大唐临时朝廷，才能长舒一口气，因为他们可以活下去，山西高地就是大唐能够活下来的资本。而李泌的奇谋，也才能通过山西逐渐落地。

战争，不仅要打战士，而且要打钱粮。尤其是持久战，更要打钱粮。安史叛军彪悍无前，因为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还因为清河粮仓号称“天下北库”。安禄山的力量，是边军武力和河北财富的整合。

大唐现在有了西北边军，但是西北和关中的财富都支撑不了西北边军。所以，大唐王朝必须依靠江淮财富的输血。

趋势变数和偶然变数，只是保证大唐能够生存下来。大唐要走出至暗时刻，就需要确保江淮财源的稳定。所以，它还需要的一个变数就是：河南之战不能输。

中原和南方地区，虽然民风不够彪悍、虽然士卒不够精锐，但是在这些地方却总有顿兵百万的战例。南北朝之时，这种战例比比皆是。胡人每每南下，却总要遭遇一两座坚城，死活突破不了，战争成了绞肉机。所以，顿兵坚城，已经成了一种历史常态，越是往南就越容易遭遇这个变数。安史叛军恰恰就在河南领教到了什么叫做顿兵坚城之下。安庆绪等人把自己时间和力量，全都消耗在了睢阳坚城。

安庆绪弑父掌权后，立即表现出了少年枭雄的进取心，他要比父亲安禄山更积极。为了颠覆大唐的财源之地，立即发动了河南之战，而且举兵十三万进攻关睢阳，试图打通进入江淮的关键通道。

公元757年正月，第一次睢阳之战，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统兵不到万人，应战叛军十三万，竟歼敌两万余人、俘将六十余人。

公元757年三月，第二次睢阳之战，张巡在睢阳城坚守到四月份，然后突然开城出兵，对叛军发动袭击，将敌将尹子奇的左眼射伤。

公元757年七月，第三次睢阳之战，张巡、许远等人坚守到十月初，城破之日，城中三十六将被杀。

睢阳之战，坚守了十个月，“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算上之前的雍丘之战，张巡在河南与叛军持续作战二十一个月。

河南之战最大的意义，就是确保了大唐江淮财源的安全，为大唐走出至暗时刻提供了可能。同时，张巡和睢阳守军，有效歼灭了叛军的有生力量，使其无力威胁江淮和支援两京作战。

睢阳城破三日后，大唐宰相兼河南节度使张镐，便统领诸道大军抵达睢阳。但是张巡等城中将士已与睢阳共存亡。张镐悲叹壮士殒命、愤怒旁郡不救，于是问罪距离最近且不出战的谯郡太守闾丘晓，将其杖毙军中，也算给张巡等睢阳将士一个交代。

公元757年正月，叛军耀武河南，发动睢阳之战；公元757年二月，唐肃宗移驾凤翔，组织长安反击战。

公元757年10月9日，睢阳城陷；公元757年10月16日，安庆绪逃往邺城，大唐收复两京。

河西、陇右、朔方等西部、北部缘边节度使的军队，经历一年时间，终于在757年前后完成整合。同时，大唐施展外交攻势，求援回纥骑兵入唐参战。于是，无论是军队的数量还是军队的质量，大唐终于能够与叛军匹敌。

张巡等人在河南坚守，使得江淮财富，能够由荆襄、沿汉江、经汉中、入关中、北输前线。此时，大唐能够实现西北边军、回纥骑兵与江淮财富的有效整合，在力量上开始胜过叛军。

收复两京之后，大唐走出至暗时刻。

但是，走出的过程极为艰难。即便临阵换皇帝、肃宗取代玄宗，这个逆袭破局也非大唐能够自我救赎，而是因为三个历史变数：

安史叛军的品性、要钱不要命，保证了玄宗能出逃、肃宗能生存。

安禄山突然被杀、太原围攻瓦解，保证了大唐能够获得生存可能。

张巡坚守睢阳十月、歼敌十二万，保证了大唐能够获得财富注入。

历史难免悲情，因为力量是根本，力量总要碾压情怀。但历史总能吊诡一番，因为历史中总有一些不可捉摸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