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先与我同村，都是杏园乡鳌子头村人。他的姐夫石玉红在家族中辈分最大，多数人称爷爷，所以他的辈分也随之提高。按此辈分排列下来，我与俊先应称兄妹。他是翻身农民，是坚决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员，但也为没有粮食吃的村民发愁。两名调查的干部也回了机关，再未问过此事。他原来就有气喘的毛病，不幸于第二年冬天因病去世，年仅58岁。但我仍不死心，宁愿在贫困中等待。
写童年往事的文章?3月中旬，听孩子们说，“人文繁峙”公众号上有鳌子头村郭俊先的文章，题目是“童年往事”，写的不错，点击的人不少我年老手笨不会上网玩手机，让孩子们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读了之后，感触颇多，联想不断，于是写了下面这些话，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写童年往事的文章?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写童年往事的文章
文/李宏如3月中旬，听孩子们说，“人文繁峙”公众号上有鳌子头村郭俊先的文章，题目是“童年往事”，写的不错，点击的人不少。我年老手笨不会上网玩手机，让孩子们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读了之后，感触颇多，联想不断，于是写了下面这些话。
郭俊先与我同村，都是杏园乡鳌子头村人。她比我小三四十岁，在我的印象中，她仍是一位十来岁的小姑娘。我俩多年未见面，前几年农历七月十五，鳌子头旧村举行祭祖活动时，我们都回村参加，因年龄悬殊，各找自己的朋友，没有会面，只是在集体合影中看到她的形象。今天读了她的“童年往事”，我十分高兴，因为她是我村第一位用文字介绍家乡的女性，而且文笔流畅、叙事中肯，不仅表现出她对家乡和生活的热爱，也可以看出她对文学的爱好与修养。我也曾想写写我的童年，几次拿笔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写成。
俊先的“童年往事”把我的记忆扯回我的童年和童年时对家乡的印象，虽然我们的年龄不同、感受不一，但眷恋家乡、怀念童年的心情是相同的。鳌子头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迁居新村，俊先记叙的是旧村的景物，这引起了在旧村居住过人们的共鸣。感谢俊先为鳌子头旧村和在那里居住过的人们留下一笔珍贵的记忆，也希望俊先常回村看看，多写写家乡古老的历史和今天的变化。
由俊先的“童年往事”使我想起俊先的爷爷。
俊先的爷爷名叫郭毛小，老家在本县岩头乡榆树湾村，因他二姐是我村石家的媳妇，他于1950年左右迁居我村。他的姐夫石玉红在家族中辈分最大，多数人称爷爷，所以他的辈分也随之提高。我的祖母是石家的闺女，我跟着祖母娘家的晚辈称其姐夫爷爷，称他为毛小老舅。按此辈分排列下来，我与俊先应称兄妹。
毛小老舅是革命老区的老共产党员，在原籍是村干部，迁居我村后不久便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我于1959年代县初中毕业后，先在铁家会公社帮助郭增英同志搞扫盲工作，临时雇用，每月18元工资。1960年后半年，公社精减人员，我被安置在富家庄社办中学负责。1961年春，学校停办，我回村务农，公社安排我担任了生产大队副主任。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就是毛小老舅。
在我的印象中，毛小老舅面容清秀，对人和善，是一位可以亲近的老者。他虽无文化却举止文雅。他的衣服和烟袋很有特色，冬天穿一件苫住膝盖的已经不是白色的白碴皮袄，拿一杆特长的旱烟锅，烟杆多长没有量过，但我擦着火柴够不着烟锅头，请别人帮忙才能点着。他作风民主，遇事常跟大家商量，从不主观武断；他廉洁自律，从不贪占集体和别人的便宜。当时，正处非常时期，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村干部晚上常以加班的名义吃饭，实际上是偷吃，有的人巴不得能吃一顿，毛小老舅却从未吃过。他是翻身农民，是坚决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员，但也为没有粮食吃的村民发愁。
1961年，我村的口粮标准是每人240斤带皮的毛粮，其中一半还得国家供应。1962年春天，有的人家已经没粮吃了，怎能渡过夏天？毛小老舅苦思冥想，想出一个分田到户的办法，即每户人家除自留地外再分半亩地，名义上是承包给各户种西瓜，实际上是让人们种一些早熟的山药（土豆）、瓜菜，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因为鳌子头与小砂村、大砂村、岗里村是有名的西瓜产地，自古有栽培西瓜的习惯。过去种西瓜比较麻烦、费工，压蔓、打枝、坐瓜、锄草，每隔三四天就得整修一次，不适合集体管理，所以下放到户让社员抽空作务。其实，干部们明知土地下户不对，只是找个借口应付上级。这个想法，只是少数干部背地里议了议，还未正式开会，更未作做出决定，连我这个非党大队副主任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人便反映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派老孟和小赵到我村调查。老孟和小赵只住了两天，开了一两次支部委员会，大概让支委们谈谈事情的缘由与经过。支部委员、公安员臧福明（又名高林）觉得问题严重，压力很大，便吃上砒霜自杀，好在发现的早，家人、邻居、干部们乱作一团，灌粪汤（让呕吐）、送医院，总算保住了性命。两名调查的干部也回了机关，再未问过此事。村里的干部群众谁也不敢再提土地下户之事。支部书记毛小老舅虽然当时没有异常表现，思想上肯定触动很大，办事更加小心了。他原来就有气喘的毛病，不幸于第二年冬天因病去世，年仅58岁。
那时，大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维护集体经济和分田到户，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如果真的分田到户，其后果可想而知，无怪乎公安员压力那么大。
党的政策是为实现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制定的。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衡量昨天的事情。同样是分田到户，1962年可能当成反面典型，而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却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使全国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我虽然明白此理，但一提起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想起了毛小老舅给每户社员下放半亩西瓜地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中，毛小老舅除了上面分瓜地一事印象深刻外，还有一件是他对我的期望。
我村的自然条件不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一个四百多人口的村子，当时只有我一名返乡务农的初中毕业生。毛小老舅对我的返乡非常高兴，他要培养我入党、当干部、接他的班。用处处关心、苦口婆心来形容他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过分。但我嫌农村苦，粮食不够吃，每个劳动日的分红只有一两毛，铁了心不在农村，一心想当个工人，每月挣上三四十元工资，既能养家又落个自在。不管毛小老舅怎说，我就是不干。他曾和公社领导商量好，让我当大队主任（我还未入党），我怕当上主任不好脱身，当不了工人，宁愿和他们闹翻脸也不接受，只承认当个副主任。结果等了三年也没当成工人，因为当时正处在压缩工业充实农业的时候，很少从农村要工人，即便有个工人指标也不一定能轮上我。但我仍不死心，宁愿在贫困中等待。毛小老舅也不死心，一直在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至他离世也没有做通我的工作，他把期望成了失望，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在毛小老舅去世一月之后，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村来了山西大学三名大学生（王守仁、刘技传、郭宝珠），帮助村里搞社会主义教育。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能说在一起，我向他们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也帮我分析了我的现状和改变现状的办法。他们认为，既然当不了工人又无别的办法，就应该在村里好好干，只有集体搞好了个人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要干就自己干，不要等别人干好了自己享受，而且也等不来变化，宁叫干死也不要穷死。
我在村里苦等了三年，也观察认识到一些问题，毛小老舅的耐心教育也使我明白了一些道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学生们的指点，使我放弃了想当工人的幻想。确立了建设家乡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这是我的人生中思想变化最大的一次。有了正确的思想就有了干劲，再苦再累再困难也不怕。1964年春天，我以大队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党支部出主意、提建议、带头实干，开展了农业学大寨，改变落后面貌的各项工作，一干就是十年。
斗转星移。不觉已过55年，看了俊先的“童年往事”想起了我的一些往事，特别是想起毛小老舅对我的培养教育。他在世时我根本不听他的话，他去世之后我还是走了他指引的道路，但他已不知道了，如果他能多活一年，看到我后来的表现，他一定会高兴的。我的性格固执，觉悟得迟，使毛小老舅很失望，有时还出现一些难堪的局面，但毛小老舅从来不生气，仍然对我抱有希望，现在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所以写了这些怀念和表示歉意的话。
2019年3月20日
作者：李宏如，繁峙县退休老干部，著名乡土民俗学者。
图片：摄图网 编辑：胡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