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检测、隔离封控、抢菜团购，代替了往年的踏春出游，成为了上海人的日常。在疫情风暴下，“社区团购”已成为目前上海市民获得物资保障供应的一个重要民间渠道，也成为这座超大城市一条新的城市食品供给链。而由此而生的一个个“团长”们也成为上海这轮疫情中最为人关注的角色。2022年4月23日，上海部分商超门店恢复运营。阳性的父母很着急，一直在求助。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今年上海的春天，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笼罩。核酸检测、隔离封控、抢菜团购，代替了往年的踏春出游，成为了上海人的日常。
在疫情风暴下，“社区团购”已成为目前上海市民获得物资保障供应的一个重要民间渠道，也成为这座超大城市一条新的城市食品供给链。而由此而生的一个个“团长”们也成为上海这轮疫情中最为人关注的角色。
《环球时报》日前对话上海浦东一名“团长”多多，听她讲述成为“团长”后的烦恼与快乐。从多多的经历中，我们或许也能一窥疫情之下上海供保工作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看到上海人一个月来生活的真实变化。
2022年4月23日，上海部分商超门店恢复运营。
环球时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团长”？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
多多：我家在浦东新区，属于疫情相对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的小区在3月9日就被第一次封闭管理了，19日解封，一周后也就是3月26日，又再次被封闭至今。
我自己是一个有囤货习惯、而且喜欢网购的人，平常也会参加很多电商平台组织的活动，对供应渠道比较熟悉，抢菜“手速”也不成问题，再加上家里有冰箱、冰柜，所以虽在疫情之下，但我自己家的物资一直都比较丰富。
小区封禁初期，我们的业主群里有一些商家组织的团购，我也尝试过参团，但后来发现，这些团购有些东西价格很贵，质量也不好，甚至有个别商品不是正规品牌，居民们也有不少不满意的。于是，我就萌生能否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大家解决点现实问题的想法。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在4月10日正式“上任”，当上了“团长”。
环球时报：做“团长”有哪些工作？成功团一次菜，需要过哪几“关”？
多多：当“团长”的第一步是统计需求，汇总大家的需求，这一块的具体工作还是挺多的，毕竟众口难调，我们需要尽量找到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套餐组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团。
第二步是和各个供应商和渠道对接、协调价格和配送等问题。做到这一步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之前负责我们小区团购的一些个人和商家对我们不高兴了。由于我们自己团购的东西价格比他们低不少，他们便觉得我们对他们形成了某种“竞争”，后来一度给我们使了一些绊子。
这个困难是我此前没有预想到的：最初，我确实是抱着困难时期帮大家一起买东西的心态，根本没想到很多事情居然会这么复杂、困难。
第三步是物资到后的分派。除了封控的楼栋是“大白”帮助送货，其他楼栋主要是由我们团员自发做志愿者穿上防护服负责派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防疫规定，以及不要给防疫工作人员增添更多工作量。
最后是打款。这期间再次出现了波折：我的银行账户因为短时间多笔小额资金流入被银行冻结了！于是我赶紧和银行沟通，提交各种证明和我们团购的材料，还好很快就被解封了。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和我联系时还聊起了团购的事，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总而言之，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终于在4月18日接到了第一批物资！这时距离我“走马上任”已经有一周多时间了。
环球时报：从封禁最初几天到现在，你们小区居民团购和需求东西有变化吗？
多多：封禁最初几天，大家团的主要是一些蔬菜、鸡蛋等最基础的食物，只要能吃就行，也不在乎质量，只要保证不饿肚子就好。后来，慢慢开始可以买到一些葱、姜、蒜等调味品，再后来，大家已经想买也可以买到一些质量好一些的食物，还有水果、蛋糕等副食甚至零食。
我们4月10日发起的团购实际上就已经涵盖了牛排、鸡腿肉、鸡翅、蛋糕、牛奶等“改善型”的食物，满足大家相对多元的需求。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有些小区自发的团购被认为是“野团”并被叫停。你们小区情况如何？你了解一些“野团”的情况吗，怎么看“野团”的存在？
多多：我们小区是这样定义“野团”的：发起团购必须在居委会报备并通过，否则就是“野团”。
不过现实中我了解到的“野团”分很多种情况，比如有的“野团”是小区居民自己认识菜贩子，拜托菜贩子为小区一些业主送菜；有的是附近开餐饮店的店家，自己有一些进货的渠道，为小区居民供应一些食品等。
此前一家负责为居民保供蔬菜和农产品的企业被小区认为是“野团”，实际上这家企业是被“上海发布”所认可的保供渠道，手续也正规，周边居民对他们提供的农产品质量、价格都有不错的反馈。然而，他们在为我们小区供菜的时候，和小区居委会产生了挺多摩擦，甚至于上升到了报警的层面。
我的看法是，如果是双方就物资派送过程中的防疫问题有分歧，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协商沟通、互相配合，找到最终既能满足防疫要求、又能保障大家物资需求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化地扣上“野团”的帽子。
当然，我认为有一些“野团”的确需要被监管。比如封禁最初几天，我们小区很缺牛奶，有人自己通过别人发起的团购买到牛奶后，直接加价50元在小区里“倒卖”；最近几天不缺牛奶了，可乐成了紧俏品，又有人囤积了别人找来的低价可乐，夸张地加价140元去转卖。我觉得这些趁着疫情混乱情况扰乱大家物资供应和风气的情况，是真正需要被严厉打击的。
环球时报：你们小区的老人多吗？据你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供应情况现在怎么样？
多多：我所在的小区独居老人比较少，大部分是老夫妻一起住，子女会帮助买菜，由志愿者帮助派送。
不过我们小区有一户夫妻两个都阳性被送去了方舱，小孩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吃饭成问题。阳性的父母很着急，一直在求助。后来小区里的一些教师党员成立了一个“临时党委会”，最终解决了小朋友和其他一些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
环球时报：你怎么评价你们社区在这轮疫情中的供保工作？
多多：最初我家物资很充足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圈和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总感觉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也觉得自己家小区的居委会工作还不错。可在我当上“团长”后、切身做了一些事情后，我的想法有一定改变。在我看来，居委会的“官”不大，但在一个小的社区中，它是实实在在的管理者，是接触市民最多的人，如果他们“打官腔”或生硬冷漠，就会让居民在情感上感到愈发无助，进而滋生更多矛盾和情绪。
环球时报：在当“团长”期间，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得到过哪些帮助，经历过哪些委屈？
多多：在我成为“团长”这段短短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邻居的帮助。他们帮我在黑夜里打包物资，骑着自己家的自行车帮我一户户地分派，当我面临质疑和困难时，他们在情感上鼓励我、安慰我。
记得第二次团购的时候，货到时正是凌晨，有一袋物资丢了。后来这些团员们自发募捐，帮我补齐了货款。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原来大家会理解到我的不容易。
当“团长”的过程也让我看到人性的复杂。我们团购的付款方式是这样的：团员们把钱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并用微信发给我打款截图，我在汇总大家的钱后再统一打款给供应商的对公账户，并公示交易截图，让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次团购期间，有一户并没有打款给我们，而是贴了一张假的打款截图。这导致后来我不得不逐个查找，花了两个多小时一笔笔核对，才找到了这个人，追回了欠款。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的话，这个损失可能就要由我个人来承担了。
环球时报：在被隔离的日子里，你最喜欢做什么？疫情结束后，有什么打算？
多多：在家的日子里，我最喜欢撸猫和打游戏，还学会了一个新技能——在阳台种葱。看着青青的葱苗一点点长高，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生活还会继续。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意克服更多困难，也帮助到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