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长期被作为权利与地位的象征，是乐悬制度的实际体现者。磬作为中国古代礼乐重器，是华夏文明内涵中最具特色的象征符号之一。但在这些石磬中有24例较为完整，其中远古磬有10例，夏代磬15例。在远古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11例特磬当中，除一例出土于河南，其余10例均出于山西。山西以及其它地区出土的石磬材质同样是呈多样性。对侧位悬孔的应用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其悬挂的优越性。这时期，从全国出土的编磬来看其磬体制作规范，为类五
浅析山西出土先秦时期磬类乐器的发展特点
选自《黄河之声》2011年02期邓懿
磬是中国最早的打击类乐器，也是最重要的石制乐器，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磬长期被作为权利与地位的象征，是乐悬制度的实际体现者。磬作为中国古代礼乐重器，是华夏文明内涵中最具特色的象征符号之一。在商周时期编磬与编钟开辟了我国古代“金石之乐”的先声。历年来，山西省出土了许多先秦时期的磬类乐器，从这些磬的年代、数量来看，山西的磬在全国应是最早的，出土地域最集中的。这为磬的深入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以下笔者将分远古夏代、商周及春秋战国三个时间阶段来浅析磬在山西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
一、远古夏代：
根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考古资料来看1，全国出土的远古、夏代磬共有34例（包括三例磬坯），属远古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11例，属夏代纪年范围的二里头文化4例，齐家文化2例，夏家店下层文化17例。但在这些石磬中有24例较为完整，其中远古磬有10例，夏代磬15例。在远古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11例特磬当中，除一例出土于河南，其余10例均出于山西。
为什么龙山时期出土的11例磬当中山西就占10例呢？这应该与山西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是分不开的。按照“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这一地区的地理因素，在文化历史的“整合体”中就会突破时间性“迁徙”的片面性，而呈现“区域文化观”2。山西省地处中原，东有太行，西有吕梁，黄河在其西南两面，构成了天然的山环水绕，盆地相间，黄土厚实的独特地理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而且为山西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先决条件。龙山时期山西的农业已经脱离了撩荒式，逐步过渡到助耕式的农业，从而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制造出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以及山西特有的黄土窑洞使人们的生活渐渐趋于稳定，于是，在相对固定的生活地域催生出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精神文化。由于时代限制，没有科学知识，占卜文化便应运而生，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此时，阶级分化已经出现萌芽，人们开始分出等级，贵族人士摆脱了农业生产劳动而从事精神文化活动，在氏族或部落内举行“丰年祭”等宗教祭祀活动，石磬就在此时以其特有的形制、音质从生产工具中脱离，上升为祭祀活动所需要的乐器，起到“沟通神与人的关系之融合的作用”3。正是由于地域文化优势和思想文化优势使石磬在那个时代所共有的形态中获得突破性发展。也就是“地理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人文因素又是转变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
由于远古磬主要出土于山西，因此山西出土磬的形制、材料、制作工艺等可代表远古时期磬的特点：以类长方形为主，选材呈多样性，制作以打制为主，作孔为两面对钻；孔位主要有侧位悬孔和中位悬孔两种。
夏代的经济发展较远古时期有了明显的飞跃，社会分工更加精细，石器加工技术的发展，使石磬的出土数量比远古时期有所增加成为可能。全国出土较为完整的夏代磬有15例，较之远古时期数量增多。但其中山西出土的夏代磬仅三件，占20%，比起远古时期特磬数量反而是大大减少了。山西出土的三例夏代磬从形制类型上看仍属远古时期的类长方形和鱼形两类，形制上没有什么发展，而其他地区夏代磬的类型要比远古磬更丰富一些，除远古时期的四种类型外还出现了钝角三角形石磬，更重要的是两例类五边形石磬：河南偃师二里头石磬和内蒙古喀喇沁大山前遗址石磬坯已接近后世磬的标准形制，倨句明显，鼓股分明。在磬的工艺技术方面夏代磬的制造工艺比远古有了很大进步，磨制已成为主要加工手段，如内蒙古喀喇沁锦山西府的7例石磬，均采用了磨制的方法，表面平整，而山西出土的这两例磬仍使用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石器加工方法——即打制。作孔都仍采用两面对钻，但由于其它地区制磬已采用磨制技术，因此磬孔比较圆滑；对孔位的选择依旧是侧位悬孔与中位悬孔两种。山西地区夏代磬数量的减少以及工艺技术的滞后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以下做一简要分析。夏代，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和阶级社会的开始，而奴隶和
阶级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就说明夏代较之前的远古时代社会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夏代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山西的晋南地区和豫西地区，因此，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体现：在政治上，成立了国家，出现了贵族奴隶主和奴隶的分化，从考古上各种形制的墓葬便区分的很清楚；在经济上，出土的多为陶制、铜制和玉制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见证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文化上，原始崇拜逐渐向礼乐文化过渡，出现与之相应的礼器和乐器，但大多为铜制，表明夏代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然而，夏代连接着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原始遗风，具有一种古朴质直的风格，二里头磬和东下冯磬便是代表。夏代山西出土的石磬仅三例，这是否说明在夏代，青铜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发展较快，而石器只是原始遗风的代表，缓慢发展。又或者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考古的限制，尚未发现存在于墓葬中的夏代石磬，或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被盗墓者盗走。
二、商周时期
商周时期山西依然是我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及新工艺新技术的出现使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更为丰富，精美石器、陶器、青铜器大量出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乐器中有大量的青铜乐器，而磬类乐器也在这时由单个的特磬向编磬逐步发展。
根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考古资料来看，全国出土商周时期的17件磬中，体现明显鼓股分离意识的有14件，为编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山西出土的四例商代磬中仅有一例即平陆前庄特磬在形制上有明显的鼓股分离，其余石磬形制尚不规范。山西以及其它地区出土的石磬材质同样是呈多样性。这一时期磬的制作工艺较前代有了很大进步，大部分石磬采用了磨制方法，精良的磨制技术为先商期的“依声就材”5向两周时期的“依声计材”6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孔技术除殷墟末期的安阳石编磬使用管钻，倨孔尺寸规整，其余地区包括山西出土的四例磬钻孔仍为两面对钻；对于孔位的选择，全国大部分石磬均为侧位悬孔，只有少数磬如殷墟西区M701石磬、殷墟西区M93：2石磬、台西石磬与妇好墓妊冉入石石磬仍为中位悬孔。对侧位悬孔的应用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其悬挂的优越性。
从西周开始，沿用了数千年的特磬逐渐消失，基本上为编磬所取代。据资料显示此时期全国除山西出土的晋侯33、91号墓的编磬形制不完全统一外，其余编磬均为类五边形，这与商代石磬的类型分布存在一定的继承性，类五边形在商代石磬中包括16件，占商代石磬总数的39％。这说明古人从近千年的石磬制作中逐渐探寻出一种使用方便、音乐性能最佳等各方面都较完美的造型，即类五边形。选材则由原来的多样性发展为更多的使用密度高，音响方面合乎要求的石灰岩类；两周时期编磬皆磨制而成，表面光滑平整，敲击时发音清脆，音质纯；编磬的作孔均采用管钻且为侧位悬孔。
较之远古、夏代的石磬，商周石磬无论是选材、磨制、作孔、调音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磬类乐器也由特磬向编磬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磬类乐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三、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编磬数量非常多，据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全国出土了50余套编磬，仅山西地区就占20余套。尤其是山西晋南这一带出土的编磬较为集中，多为专业考古工作者发掘所得，资料可靠。
这时期，从全国出土的编磬来看其磬体制作规范，为类五边形，鼓股分明，比例再无多大变化；倨句造型固定，倨句角度分明；弧底内凹。编磬形制已在这时期完成了不断筛选优化的历程。石磬选材依旧多采用石灰岩类。编磬磬体皆磨制而成，表面光滑平整，敲击时发音清脆，音质纯；编磬的作孔均采用管钻且为侧位悬孔。
山西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数量几乎占到了全国出土编磬的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钟磬作为古代重要祭祀乐器，不仅具有乐器的实用功能，更是权利与身份的象征。山西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晋国国君与周室同宗，并且拥有很高的爵位，晋文公更是春秋五霸之一，所以晋国拥有数量众多且等级很高的磬类乐器。行至战国时期，由晋分裂出的韩、赵、魏三国都是战国七雄，同样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拥有大量磬类乐器。山西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较早，生产力先进，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于路网纵横、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产云集从而使商业繁荣、制作业发达，这些都为制作出大量精美的磬类乐器提供了先决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对音乐也有了更高的需求，使得这一时期更加精美的磬类乐器被大量制造。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磬作为古代礼乐重器，对研究古代音乐发展以致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和生产技术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特别是近年来山西的考古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出土的大量磬类乐器更是为深入研究山西音乐发展史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相信今后必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不断为推动山西音乐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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