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11年民主政治制度一度被废除。为此新民主政权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不但如此，两委员会完成所有审查工作后，将有关法律公布在雅典广场。在此公布期间，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利向两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将新法公布于广场供大众讨论，若新法无法通过大众讨论，相关提出者就要受到惩罚。
雅典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当时雅典民众对于民主政治有着炙热的追求。雅典曾因民主政治在一段时间内一度成为希腊最强城邦，也让“民主政治”光辉闪耀着整个古希腊文明长河，泽被后世。
那么雅典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民主信仰，是如何确立的，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
雅典在梭伦改革中扣开了民主政治的大门，并在随后的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改革中将其完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最终确立了民主信仰民主政治的建立开端于梭伦改革，在梭伦着手进行改革前，雅典下层民众的遭遇是极其艰苦的。借了有产阶级的债若是无力偿还，债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立起相关碑石作为标示，而借债者就会成为“六一汉”，他们必须无偿为债主工作，并且要将收入的5/6上交给债主，自己只留1/6。
如果收成不足以缴纳利息，那么按照相关法律债主在一年后就有权力将借债者及其妻子、儿女变卖为奴，以此偿债。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是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连对偷窃水果、懒惰这样微不足道的过失都要判处死刑的酷法。人们批判它不是以黑墨水写的，而是用人民鲜泪著成的。
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功绩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成功当选为雅典的执政官，为调和贫富阶级间已近白热化的尖锐矛盾，梭伦开始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改革，这里主要介绍其在政治方面的改革。
改革首先是废除了世袭贵族对经济政治的垄断权利，同时不再以公民的出身判断贵贱，而是以其财产数量来划分等级。按公民农产品年收入总量分为4个等级，各等级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由其财财产量大小决定。政治改革第二条，设立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也是最高行政机关。
400人会议由雅典的4个大部落各选100人组成，进行议事。除了按财产量划分的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进入400人会议。
其次第三条，设陪审法庭为城邦最高司法机关，仲裁公民提出投诉或上诉的案件，任何公民都有权提出上诉。另外所有陪审员都是以抽签方式在全体公民中“挑出”，确保了审判所谓的民主性。第四条是结束德拉古法的“统治”，只保留其中关于杀人罪的部分条文，使雅典的法律体系更具人道色彩。
梭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开了雅典通向民主政治的大门，促进了雅典政治的民主化，也促进了雅典各方面的发展，并为其后的改革完善奠定了结实基础。
随后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建立500人会议代替原有的400人会议。还确立了陶片（贝壳）放逐法，防止僭主的产生。
另外还确立了新的行政选区制度，打破了原有的部落选区制。并建立10将军委员会。这次改革让所有雅典公民都能够参与国家政治，打破了财产的限制，标志着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正式确立。而此后的伯利克里改革则进一步完善了民主政治制度，使雅典民主政治进入了鼎盛时期，名震爱琴海。
雅典的民主政治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改革建立起来的，雅典人民的民主信仰也随之形成，对民主的信任、渴求也埋于雅典人民的心底。
雅典民主政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它也一度销声匿迹，雅典民主信仰也一度受到威胁雅典因民主政治鼎盛一时，在公元前500年，雅典战略性地出兵援助了小亚细亚地区，与他们一起反抗波斯的暴动；公元前490年，雅典几乎仅凭己力，在马拉松与波斯的战争中获胜；公元前480年，以雅典为主力的希腊水师英勇作战，大败波斯舰队。
公元前478 年，雅典城邦又联合小亚细亚、爱琴海中的其他希腊人，一起组成了提洛同盟，并继续进行着对抗波斯压迫的战争。雅典逐渐成为爱情海周边政治上最安定、经济上最繁盛、思想文化上最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城邦。可以说，雅典人对民主政治的尝试，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然而，在伯罗奔尼撒大战开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受到了严峻挑战。在公元前430 年，雅典大地上突发疫病，使雅典人口剧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也直接导致了雅典兵源不足。公元前424 年，雅典又失去了其在爱琴海北岸的战略据点——安菲波里斯。
公元前415 年，雅典倾全邦之力发动西西里远征，企图征服叙拉古地区。但是艰难作战的结果，是雅典远征战队以及其他援军的全军覆没，雅典影响力大减。早与此同时，等待良机的提洛同盟盟邦伺机暴乱，一直在旁观望的波斯投入斯巴达阵营，雅典大约2万名奴隶趁机逃亡。
雅典几乎到了历史的尽头，民主政治也因此遭到严重挑战，公民对此产生了怀疑，雅典的民主信仰也出现了危机。公元前411年民主政治制度一度被废除。虽然不久之后民主政治得以重建，但公元前406年雅典人又再度失误，直接处死了六名富有作战经验、战功显赫的将军。
这次事件又直接导致了公元前405年，雅典水师在羊河战役中全军覆没。雅典城邦无力抵抗，只能接受斯巴达人提出的严苛条件。自此曾经的海上霸主，沦为了斯巴达的附庸。
除了现实政策的失误，希腊的部分有产阶级也对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了的批评。 一位佚名的上层阶级人士指出“对于雅典人的政治体制，他们选择的政体类型或者模式，就它偏于卑贱者来说，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理由是国家本应由高尚而富有学识的有产阶级人士治理，雅典民主政治却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了无知的群众。尽管群众们成功地统治了城邦，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了这个城邦的长远利益。
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开始精英教育，他提倡对国家的治理应当由这样的精英进行。雅典人民的民主信仰就这样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雅典的民主信仰没有因陷入危机而断绝，相反它在危机中完善和重生，继续造福雅典、影响后世，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再度焕发生机，摆在民主派面前的迫切难题，是如何改变因对斯巴达作战和三十僭主以及内战对城邦造成的损伤，重建雅典公民对民主信仰。
在塔拉绪布罗斯等支持下，雅典人顺利实现了国家和解，重新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民主信仰得到重建，并保证了雅典社会的稳定。雅典人对民主政治重建的成功，首先源自民主派的克制和大度，他们放弃了部分利益的争取，并承诺放弃对除三十僭主及其直接帮凶外的其他人的惩罚，
重塑民主信仰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提高法律的地位。为此新民主政权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成500人法律编纂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修订雅典法律使其适应新情况。当该委员会发现梭梭伦时期遗留下的法律有许多矛盾时，又通过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决议组建了一个专业立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有关法律。不但如此，两委员会完成所有审查工作后，将有关法律公布在雅典广场。
在此公布期间，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利向两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重塑对民主的信仰的另一重要举措是: 雅典公民大会每年发起一次对所有的法律条文审核。如果法律令人满意，则到此为止。如果在审查期间有任何公民对法律提出看法、改进意见，则公民大会必须在随后的三次会议上对有关法律条文进行讨论，并选举一个立法委员会裁决该意见。并将新法公布于广场供大众讨论，若新法无法通过大众讨论，相关提出者就要受到惩罚。雅典就是通过这样的措施来提高法律的地位。
为应对公元前5世纪后出现的思想领域的混乱，雅典人进行了一系列整顿。他们控告或驱逐了部分哲学家。为了重树宗教权威，公元前399年雅典有关机构还对苏格拉底的提出控告主要罪名是苏格拉底不信雅典国家的神灵和蛊惑青年，最终导致苏格拉底被处死。
通过一系列的整顿，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从纯粹的全民治，即像抽签、轮流坐庄式的“赌徒式”民主，变为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民主信仰得以重塑。民主也因此具有了稳定性、连续性，为雅典各方面的繁荣奠定了结实的基础，也为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这一光辉的政治典例虽然已淹于历史长河，但其却如沉于水的游鱼，不时浮出水面，给世人一次又一次惊喜，给人以警醒、启发，让人不忘那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雅典政制》
《古代希腊帝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