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作夫妻间美好的爱情誓言，觉得既典雅又纯情，没想到有专家站出来纠错指正，说这出自《诗经·邶风·击鼓》里的话原本是讲的战友之情。于是许多人信以为真，大呼“涨姿势”，并且引起了一场争论。其实，这是专家搞错了。指正的专家引经据典说，“战友说”是古代大师的注释，而“夫妻说”出现非常之晚，是当代学者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的。
人们常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作夫妻间美好的爱情誓言，觉得既典雅又纯情，没想到有专家站出来纠错指正，说这出自《诗经·邶风·击鼓》里的话原本是讲的战友之情。于是许多人信以为真，大呼“涨姿势”，并且引起了一场争论。其实，这是专家搞错了。
指正的专家引经据典说，“战友说”是古代大师的注释，而“夫妻说”出现非常之晚，是当代学者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的。是的，是钱锺书在《管锥编》中首先纠正古代大师的注释错误，说：“《笺》甚迂谬”、“穿穴密微”，并认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句，和《水浒传》第八回林冲刺配沧州临行云“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身去不稳”等语“情境略近”。但专家认为钱锺书的这种联想只不过是幽默一下，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证，不足以推倒古代“毛诗“和“郑笺”中的权威注释，于是就断定“夫妻说”不可采信，那也太迂腐了。
难道钱锺书先生的这番话真的是随便写的吗？我不敢这样看。钱先生的语气似乎很轻松随便，但如同他的《管锥编》里许多精辟见解一样，都是有着深厚的学问根底的，绝不是随便开玩笑的。
相反，我倒认为回头去迷信盲从古代“毛诗“和“郑笺”的注释，是受了一度盛行的复古风气的影响。难道“毛诗“和“郑笺”的注释都是不刊之论吗？那可不一定。我们就翻出古代经典来看看，其实古代学者早就指出过那里面对这首诗的注释是有错误的。
我们不妨把《诗经·邶风·击鼓》的原文抄出来看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比如，对于这首诗里面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句，毛《传》把“契阔”解释为“勤苦”，就是明显的错误。后来黄生《义府》加以纠正，解释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这才是正确的。而郑玄在《笺》中根据毛传的错误注释发挥其意，说是“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当然也就是错误的解读。
又如，对于诗中的“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毛《传》把“爰”解释为指代词“或”，也就是“有的”，说是“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郑《笺》解释说“不还，谓死也，伤也、病也。今于何居乎？于何处乎？于何丧其马乎？”这样解释也是有问题的。
其实，把“爰居爰处”解释为有不还者，无论是死伤病，都是解释者附加上去的，诗句文字本身只关乎“居”和“处”，并没有这个意思。再则，如果是说有的战友不还，有的战马跑了，这样就把人和马同等看待，并列为在林中寻找的对象，也是不合情理的。实际上，应该把“爰” 当做疑问代词，也就是“哪里”的意思。诗中并没有讲战友，讲的都是这位战士一个人的事情，他自己“爰居爰处？”，不知在哪里居住和落脚，同时“爰丧其马”，我的战马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在林中去寻找自己的战马，并且由马联想到自己的家园和妻子，从而发出后面的回忆和哀叹，这才顺理成章。
以上是说古代经典注释对诗句的解释是有错误的，我们不能拘泥于古人。然后，我们从全诗所表达的内容来看，这首诗确实是写战争中的情景的，开头的诗句把那场战争的经过交代得很清楚，历史学者甚至还进行过史实考证。但是，能不能认为既然是写战争的诗，就一定是讲战友之情，不是讲个人的遭遇和爱情呢？我们不能用封建学究的态度来理解这首古诗。
事实上，这首诗的开头就明白地讲：“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这是说一场战斗结束了，这位战士没有留在“土国城漕”，而是独自被派往南边继续作战。这个“独”字很重要。而且他明确地讲“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这是这首诗的情感基调。所以他后面的回忆和哀叹一定是跟“我独南行”“不我以归”有关，一定是讲的他个人的事情，一定是讲的家乡和妻子，无关乎战友。如果讲的战友关系和情感，那么就和前边的“不我以归，忧心有忡”不相符了。
再说，战友之间誓言“死生契阔”倒还说得过去，但如果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就不合情理了。哪有战友之间要手牵着手白头偕老的呢？除非是同性恋。按照常情，这话只能是夫妻间的誓言。特别是这位独自南去的战士最后哀叹“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永别了你，我怎么活啊？远离了你，是我失信了！），这样撕心裂肺的话，只能是对他妻子说的。如果是对死去离散的战友，他会这样说吗？作为部伍战士，战友之间同生死之心有之，但总不能说不肯分开作战，不能离散，一旦分开行动和离散就不想活了吧。
因此，我们应当认为这首诗是一个战场兵士的爱情绝唱，是一篇中国最古老的反战诗歌，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本就是夫妻间很经典的山盟海誓。
事实上。诗经里的许多本来很纯情的爱情诗，都被后世“甚迂谬”的儒家学者“穿穴密微”为“高大上”，毛《传》和郑《笺》对这首诗的注释也属于这种情况。钱钟书先生按照诗文的本义纠正他们的“迂谬”，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确实是思想解放的真知灼见，人们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爱情誓言也是情理必然。一些专家搬出古人的注释“指正”人们的“常识错误”，故意耸人听闻，这只能说明他们思想上的迂腐和学术上的浮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