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陶行知与长子陶宏、次子晓光合影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与此同时，对于革命的后代，他也是义不容辞地收留下来，加以保护并给以精心的培育。所以，毅然决定把12岁的远芃送到育才交给陶行知先生。
烧扑克牌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1923年，陶行知与长子陶宏、次子晓光合影
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你放心去吧！”
毛泽东为陶行知写的挽词
宋庆龄为陶行知写的挽词
培育革命的后代
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招收了许多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以慈母般的胸怀，热情地关心爱护着孩子们。与此同时，对于革命的后代，他也是义不容辞地收留下来，加以保护并给以精心的培育。
有一位越南革命者的女儿，名叫慕罗，圆圆的脸盘，一双机灵的眼睛，一副天生清亮的嗓子。陶先生把她分到音乐组，对她说：“你就学音乐吧！”慕罗在音乐组接受革命思想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祖国吹响了解放斗争的号角时，她对陶校长说：“祖国需要我回去战斗！”陶先生说：“你回去吧，用你的声音，为祖国的解放歌唱。你到育才学校，为的就是这一天！”
朝鲜革命者的几个孩子，因父母抗击日本侵略者，战斗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也被长辈送到了育才学校。陶校长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学社会科学吧，这是你们祖国最需要的。”
1943年，失踪的著名新闻记者萨空了，突然在北碚出现，他被剃光了头，在犯人的行列里，被人押解着做苦役。原来萨空了先生从广西被秘密押解到重庆集中营来了。陶行知闻讯心急如焚，连忙告诉沈钧儒，通过救国会，向国民政府交涉，这样，起码可以使特务机关不敢轻易动手秘密杀人。救国会的朋友通过多方面的关系，打听到萨先生被关押在五云山顶戒备森严的“教导团”里，而且13岁的小女儿苦荼也住在集中营。陶行知先生非常痛心，正在成长的幼苗，怎么可以失去人间最宝贵的自由呢？他托人给萨空了捎话：“把孩子交给我吧！”
经过一番周折，陶先生终于把小苦荼接到了育才学校，见她头上长满了虱子，身上长满了疥疮，不由难过得掉下了眼泪。陶先生急忙叫校医帮她治疗，还为她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从小苦荼的诉说中，陶先生知道她还有个姐姐苦茶也失散了，便设法打听苦茶的下落。不久，萨空了也多方托人终于找回了失散的大女儿苦茶，也把她送进了育才学校。陶先生让苦荼学习她最喜欢的音乐，让姐姐苦茶进社会组学习。
还有一个孩子李远芃，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周恩来、邓颖超等考虑到既要保护烈士遗孤的安全，又要教育培养他们成人，能承担如此重任的，只有陶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所以，毅然决定把12岁的远芃送到育才交给陶行知先生。
陶先生找李远芃谈了话，了解一些情况，就启发他专攻社会科学，以继承父亲的遗志。李远芃分到社会组后，很快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和班级的同学谈论形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育才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接李远芃去和母亲赵君陶团聚。赵君陶是当时战时儿童保育院院长，为了抢救成百上千的战灾儿童，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儿子一起。李远芃虽然很想念妈妈，但为了不影响妈妈的工作，他很懂事地安心在育才学校学习，接受教育。直到党做出安排，他才告别陶校长，离开育才到了延安。
1984年，他写下一段怀念恩师陶行知的话：“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受他直接教诲的时间甚为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给我当时年幼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非浅。”
育才学校的校牌
陶行知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
（李俐均 周云 供稿）
